当前国际舆论场竞争加剧、传播渠道更趋复杂，中国国际传播正呈现“地方力量加速上场”的新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国际传播蓝皮书：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25）》认为，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不断涌现，使国际传播由单一主体推进向多层级、多赛道协同拓展，正在形成更具活力的“百花齐放”局面。
问题：从“统一叙事”到“分众触达”，国际传播面临渠道与内容双重挑战。
长期以来，国内主体进入国际舆论场多依赖海外主流社交平台，通过开设账号、发布图文视频、向海外媒体供稿等方式扩大可见度。
但实践表明，单纯追逐流量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效传播。
一些海外平台在算法分发、账号管理、内容审核等方面规则不透明，非西方国家主体时有遭遇限流、标注、删除、投放受限等情况，尤其公共机构信息更易受到更严格的人工审查。
同时，个别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相关应用实施限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传播安全与渠道稳定性成为绕不开的现实命题。
原因：国际传播生态变化叠加地方资源优势，推动“地方转向”成为必然选择。
一方面，数字平台已成为国际信息传播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其治理结构与商业逻辑决定了内容能否有效触达受众并不完全可控。
另一方面，地方在叙事素材、文化符号、产业场景和民间交往方面具备天然优势：一城一地的生活方式、公共治理、自然生态、非遗民俗和产业创新更易形成可感知、可共情的表达，从而以“小切口”呈现“真实中国”。
蓝皮书梳理了上海、新疆、浙江、重庆、云南、福建、海南以及南宁、长沙、洛阳、张家界、抚州等地的实践，显示地方国传中心建设模式趋于多样：既有统筹整合型，也有面向特定领域的垂直型，还有依托区位和口岸的对口型，省市县联动、多地协同出海的格局逐步清晰。
影响：地方国传中心推动国际传播从“增量扩声”走向“结构优化”。
其一，传播产品更加贴近国际受众的认知方式，强调故事化、场景化与多语种表达，提升“看得见、听得懂、愿意转”的传播效果。
其二，地方品牌与国家形象形成相互支撑：地方的文化符号、旅游资源、产业名片与国家整体叙事相连接，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多样性、治理精细度与社会活力的理解。
其三，传播体系更趋立体，逐渐从单平台运营转向多平台联动、内容分发与渠道建设并进。
蓝皮书以浙江为例指出，当地探索“网站+频道+海外社交账号矩阵”的组合路径，通过英文网站、电视国际频道及应用端英文频道等多元载体形成协同，并在海外平台构建系列化账号矩阵，体现出“平台化组织、矩阵化运营、品牌化表达”的趋势。
对策：在继续“借船出海”的同时加快“造船出海”，以垂类矩阵提升传播确定性。
蓝皮书认为，地方国传中心一方面仍需在海外主流平台保持稳定存在，通过多模态内容、专业化运营与本地化表达增强触达；另一方面，更应探索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自主渠道，逐步形成可持续、可积累的传播资产，降低单一平台依赖带来的风险。
实践层面，需要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坚持垂类思维，围绕文旅、生态、体育、科技、民生等主题构建分众账号矩阵，以长期栏目和系列产品沉淀用户；二是强化叙事能力，把地方事件转化为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公共议题表达，注重事实性、解释性与可视化呈现；三是完善协同机制，推动省市县内容共享、资源共用、人才共育，形成“前端采集—中台加工—多端分发”的工作闭环。
蓝皮书还提出，在地方国传中心“全面开花”的背景下，应遴选一批重点城市及其中心优先走出去，形成以点带面的扩散效应：对直辖市和省会等资源条件较好的中心，可适度扩大探索空间，鼓励机制创新；对省域内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核心城市，可加大国家级传播资源导入，联合挖掘在地优势，放大城市品牌；对边境城市和口岸等对口型中心，则需更突出面向周边国家的精准沟通与务实合作，提升区域传播的针对性与亲和力。
前景：随着国际传播进入精细化竞争阶段，“地方转向”将从现象走向体系化建设。
可以预见，未来地方国传中心的发展将更强调三种能力：一是数据驱动的受众洞察能力，提升选题与产品的匹配度；二是跨文化表达与国际协作能力，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增强解释力；三是风险治理与平台多元化布局能力，构建更稳定、更可控、更具韧性的传播通道。
以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的持续报道、以及贵州“村超”以群众体育和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外溢传播为例，事实表明，立足地方真实生活与社会参与的内容，往往更能跨越文化隔阂、形成国际讨论与情感连接。
国际传播的“地方觉醒”正在重塑中国对外叙事版图。
当茶马古道的马铃声转化为数字世界的文化符号，当苗绣技艺通过4K直播惊艳海外观众，这种“千城千面”的传播实践不仅突破了西方话语壁垒，更开创了文明互鉴的新范式。
未来，如何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形成国家传播合力，将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