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政认为资格与职务有很大区别。他在演讲中说，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工资制度上就能体现出来。西方员工的工资是跟着职务走的，而东方则是跟着资格走的。西方实行的是职务工资制，也称职位制；而东方则是品位制，根据个人能力来定薪。在东方，人们看重的是人本身。所以在等级上，人被分为九等，官员也有九品之分，薪水自然也就跟着人的品位和资格走了。因此，教授在我们的习惯里，既是一个职务又是一个资格，很难区分清楚。所以他虽然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但人们依然认为他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大家把教授看作是一种品位和资格，而不是单纯的职位。 因此，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比如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这些话，西方人很难理解到底是指人还是指职务。西方人会说原国王查理二世死了，主谓宾定状补都很清晰。基辛格退休了，他们会说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退了休。所以我们的话在他们听来会很啰嗦难懂。 到了人民大学或其他大学，评职称的时候大家总是分不清到底是评资格还是评工作内容。所以才有了评、聘分离这一说法。就是评你为教授是一种资格认证；而我聘你为教授则是给你分配一个具体职位。这种做法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 这个领域里一直存在着混乱问题。部长退休后被称为部级干部退休了；而包政退休后则啥都不是，只拥有博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博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是属于个人的东西可以带走。 把教授定义清楚为一个具体职位后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发生了。如果定义清楚了教授是个职位而不是一种资格，那么很多教授就不敢去申请这个职位了，因为它是一份责任而不是一个标签。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种资格那谁都想要当教授。 现在这种现象在华为发生过。包政给华为建立了既不是资格制度也不是职位制度的系统。他建立了一个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评价系统。这个系统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华为没有能力建立完整的资格制度和职位制度。 最后他们引进了Hay公司。Hay公司给他们建立了职位评价体系，把整个工作体系分割成一个个具体的职位。 Hay公司还帮助他们建立了资格评价体系来帮助员工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才能胜任这些岗位。 西方理论中关于个性维度研究得很多细致入微。包政自己测量后发现自己比较适合当老师因为自己喜欢诲人不倦、好为人师所以能一直讲下去。 最后华为发展出了三个体系：工作评价体系、职位评价体系还有资格评价体系。 总之，这次演讲中包政解释了很多关于资格与职务之间差异的问题并提到了劳动人事部、教育部、彭剑锋以及Hay公司这些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这个背景也被提及到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