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1月14日电 (记者 应妮) 来自中国的一位叫应妮的记者11月14日记录了这个特别的场景。来自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带着修订过的《中国思想史》这本书，去北京商务印书馆党委下属的涵芬书房做客，在那一场座谈中，顾青书记还对谈着古典文献研究给大家开课了。把和傅斯年这句名言联系起来，葛兆光强调说，他就是从傅斯年这个方法里受益良多，才写成了这本书。后来，1900年之后，大内档案、敦煌文献、甲骨文字和西北简帛这四大发现，把中国史学研究的格局都改变了，也验证了那句“史学即史料学”。中国传统学问要转变成现代学问，就是要靠发现、鉴别和用好这些史料。顾青补充说，版本学和校勘学是文献训练的基础。像《尉缭子》，以前大家觉得很可疑，后来银雀山竹简出来，就把它的名声给正过来了。 葛兆光说，如果没有学好古典文献，问题会很多。比如分不清什么是第一手资料，什么是第三手资料。或者只看精英写的书，不看老百姓信什么。或者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顾青也指出，版本学和校勘学就是做学问的第一步。 如果想在学术上有新突破，就要“双重印证”和“视野拓展”。比如马王堆帛书就让我们对汉代初年的普通老百姓怎么想的了解更清楚了。还有青铜器、类书这些东西，也能反映出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真实信仰。 两位嘉宾也对现在的情况有点担心。葛兆光强调读书得老老实实从头到尾读，至少精读二三十部经典古籍，还得坚持写读书笔记。他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么做。顾青拿数据库里查“学而时习之”做例子，说光用关键词查很容易断章取义，呼吁大家重视文献的爬梳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