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投诉举报本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规范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部分人员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规则漏洞或程序成本，通过高频次、模板化投诉举报向经营主体施压，提出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退赔诉求，甚至以“维权”之名行“索赔”之实，不仅扰乱正常经营秩序，也造成行政资源被非必要占用。
高明区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梳理并公布的典型案例，反映出上述问题在个别领域、个别群体中呈现出“职业化、批量化、格式化”特征。
原因——从公布的案例看，恶意投诉举报往往具有三类共性动因：其一，以信息不对称为筹码，将“可能存在的瑕疵”放大为“必须高额赔偿”的谈判条件；其二，利用平台便捷性与受理流程时限要求，集中发起大量投诉，形成对商家的时间与声誉压力；其三，把行政程序当作牟利工具，频繁启动投诉举报流程，试图以执法介入促成私下和解。
与此同时，部分行业商品更新快、标识规范要求细、基层处理量大，也客观上为“钻空子”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
影响——若任由此类行为蔓延，将带来多重负面后果：对企业而言，频繁应对投诉、取证说明、协调处理，将增加合规成本与经营不确定性，挤压创新投入；对消费者而言，真正的合理诉求可能被“海量投诉”稀释，影响处理效率；对治理体系而言，行政资源被大量占用，影响对食品药品安全、质量监管等重点领域的精准执法，进而削弱投诉举报制度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对策——高明区此次公开的典型案例，体现出“依法认定、分类处置、证据为先、协同治理”的思路。
一是强化证据核验，穿透式识别异常交易与投诉逻辑。
在一宗以“食品过期”为由索要高额赔偿的案件中，当事人声称在某大型超市购买商品并要求一次性赔付数千元。
经营者核对进货台账后发现所称商品并不在对应批次范围内，且当事人在当地存在多次同类投诉记录、模式高度相似。
市场监管部门随即指导经营者固定证据、依法拒绝不当赔付，并建议报警处理，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依法传唤调查，以遏制“以闹促赔”“以假促赔”苗头。
二是对批量、格式化且明显超出生活消费需要的投诉，依法作出程序性处置。
针对某当事人短期内集中提交数十件投诉、指向多个商家并围绕条码问题提出退赔诉求的情况，监管部门综合频次、文本一致性、购买目的等因素研判后认为不属于法律所指的生活消费范畴，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等规定，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决定，释放出“投诉举报有边界、程序运行有门槛”的明确信号。
三是区分“标签瑕疵”与“安全风险”，避免“一般性问题”被恶意放大。
对某当事人长期高频投诉举报、累计数量巨大并聚焦标签标识问题的情形，监管部门在核查中确认涉事产品标签存在瑕疵，但未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也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实质误导。
在此基础上，对明显超出合理维权范围、疑似占用行政资源的投诉依法处置，推动执法尺度回归比例原则与公共利益导向。
前景——从优化营商环境与完善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治理恶意投诉举报既要“依法亮剑”，也要“制度补短”。
一方面，应持续完善异常投诉识别机制与跨部门信息共享，提高对高频次、跨区域、同质化投诉的甄别能力，形成“预警—核验—处置—追责”的闭环；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畅通消费者合理诉求表达渠道，强化对真实侵权行为的快速响应与惩戒力度，防止“打击恶意”误伤“正当维权”。
同时，可通过发布指引、开展普法、引导行业自律等方式，提升经营者合规水平与证据意识，减少被“瑕疵化利用”的空间，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稳定预期。
治理职业索赔乱象犹如精准手术，既需切除寄生在维权体系上的毒瘤，更要呵护正当维权幼苗。
当市场监管的"法度"、企业自治的"温度"与消费者理性的"刻度"形成合力，方能构建真正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生态。
此次佛山案例的启示在于：法治社会既要畅通维权渠道的"毛细血管"，也需筑牢防止权利滥用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