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诈骗案件高位运行与手段升级并存；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诈骗犯罪仍处人民法院新收刑事案件前列，且在全国法院一审新收刑事案件总体下降背景下，诈骗案件量不降反升。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一审新收诈骗刑事案件数在2022年触及低点后震荡回升，2024年达到9.4万件，2025年仍在9.3万件高位。更值得警惕的是，传统的虚假投资理财、虚假销售、冒充客服等模式仍然高发，同时新技术催生的新型手法持续出现，诈骗“话术”更新更快、场景更逼真。 原因——“技术赋能”叠加黑灰产业链，降低作案成本、放大危害。最高法涉及的负责人指出，诈骗犯罪呈现智能化趋势，不仅体现在直接实施环节，还延伸到引流、包装、推广等上下游链条。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换脸、深度伪造等技术合成音视频，制造“熟人来电”“领导指令”“客服核验”等高可信场景，突破群众心理防线；并借助“引流脚本”“推广工具”等黑灰产智能化手段，通过虚假宣传、利益诱导、情感操控等方式批量传播信息、精准筛选目标，实现低成本、高效率锁定潜在被害人。这类链条化、工具化、跨地域特征，使案件发现更难、证据固定更复杂，也对司法认定提出新考验。 影响——隐蔽性更强、得逞率更高，社会信任与治理成本承压。智能化诈骗使“看似真实”的信息更易迷惑受害人，尤其在网络社交、远程办公、平台交易等高频场景中，受害人对身份、指令和交易链路的判断成本显著上升。另外，诈骗所得往往通过多层转移、分散取现、虚拟账户等方式快速“洗白”，对追赃挽损形成挑战，直接损害群众财产安全，也侵蚀市场交易秩序与社会诚信基础。对司法机关而言，如何准确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犯罪、如何甄别技术合成证据的真实性、如何在共同犯罪链条中落实罪责刑相适应，成为案件办理中的突出问题。 对策——完善裁判规则与办案指引，突出重点打击与财产处置。最高法表示，将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加强研究应对，发挥法答平台与案例资源库的支撑作用，及时梳理争议问题、统一裁判尺度。在此基础上，最高法经调研论证起草了《关于审理诈骗刑事案件的意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拟适时发布。该意见将着力引导各地法院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是突出打击重点，对组织化、职业化、技术化以及对特定群体实施诈骗等情形依法从严惩处；二是严格界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诈骗与其他罪名边界，防止简单化入罪；三是强化财产刑适用与追赃挽损，推动更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维护财产安全；四是对利用新技术实施诈骗及其黑灰产支撑行为依法精准评价，压缩犯罪链条生存空间。 前景——以规则统一促治理协同，推动“打防管控”形成闭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技术应用门槛降低，诈骗手段仍可能继续快速迭代，治理必须向前延伸。一上，司法层面通过意见发布、典型案例指引与裁判规则统一，可增强打击确定性，提升跨区域、链条化案件的处置效率；另一方面，打击电诈也离不开更广泛的社会治理协同，包括通信、金融、互联网平台的风险识别与处置机制优化，强化实名核验、异常交易拦截、涉诈资金快查快冻等措施，并通过普法宣传提升公众对“合成音视频”“冒充身份”“诱导转账”等套路的识别能力。随着制度供给持续完善、治理资源深入整合，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有望得到更有效遏制。
诈骗犯罪的智能化演变，折射出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当前沿技术被滥用于欺骗与侵害——法律的回应不仅需要及时——更需要精准。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有关数据、推进司法解释出台，是司法机关主动适应犯罪形势变化、强化能动司法的积极体现。然而，法律的边界终究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提升公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完善技术应用的监管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压缩诈骗犯罪的生存空间，让法治的防线真正筑牢在每一个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