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威海提出“安全发展能力明显提升”的目标，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现实层面看，安全生产链条长、主体多，风险点往往分布在末端；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面临新业态、新模式冲击；金融领域的风险具有隐蔽性、传导性，易与企业经营困难、债务压力相互叠加；营商环境的优化既要“放得活”，也要“管得住”，对规则体系、执法标准、纠纷处置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如何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成为提升安全发展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威海与法治威海的关键议题。
原因：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生产组织方式变化，传统监管手段在新场景下需要迭代，导致部分风险识别与处置存在滞后。
另一方面，市场主体数量增长、交易活动更趋复杂，合同履行、劳动用工、知识产权、数据合规等新型纠纷增多，若缺少统一透明的规则供给和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矛盾易在基层累积。
同时，社会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更高，对执法规范性、程序正当性、救济可及性更敏感，依法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关乎风险防控，也直接影响社会信任与治理效能。
影响：安全发展能力的提升与否，关系到经济社会运行的韧性与底线。
一旦安全生产、金融风险等领域出现系统性隐患，可能造成企业经营中断、就业波动、公共资源挤占等连锁反应；市场秩序不规范则会削弱创新活力和投资信心；营商环境波动会影响项目落地和产业集聚。
相反，若能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规则明确、执法规范、纠纷快解、风险预警等方式形成闭环，就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和制度保障，并进一步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对策：会议期间，威海市政协委员、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卫东提出，要围绕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发挥律师专业力量在风险防范与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其一，以问题导向加强调研建言。
针对法律服务实践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公平竞争规则适用、金融风险处置、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等问题，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和社情民意信息，为政府部门及时掌握苗头性风险、完善制度供给和政策措施提供参考，推动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
其二，以基层为重心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区、乡村、园区等基层治理单元中，推动法治宣传、法律咨询、调解衔接等服务下沉，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就地化解。
其三，以地域文化为纽带增强治理协同。
结合威海传统文化、民俗和地域特点，把尊法守法、重信守约的价值导向融入治理实践，通过更易为群众接受的方式开展普法释法、规则引导，提升公众规则意识与参与度，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前景：面向“十五五”新阶段，威海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标杆城市建设，需要在制度与能力两端同步发力：一是完善重点领域风险研判与预警机制，推动部门信息共享、执法标准统一和协同处置；二是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和规范涉企执法，提升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水平；三是健全多元纠纷解决体系，促进调解、仲裁、诉讼与行政救济有效衔接，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随着专业力量更深度参与公共治理、法治资源更均衡下沉，城市治理有望在稳定预期、促进发展、守牢底线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平安建设的重要基础。
王卫东委员的建议启示我们，推进法治威海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特别是需要充分调动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通过融合地方文化特色、创新矛盾化解机制、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等多方面的努力，威海有望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加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