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3月那个时候，蔡仪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进了攸县第一高等小学。学校操场边驻扎着张敬尧的队伍，每天清晨号角一响，学生们就涌向操场看操练。蔡仪和堂侄祖舜被军号声吸引住了，于是两人找来竹筒做成了自制的“军号”，一吹就是大半天。到了1921年，伯祖父蔡子谦去世了，需要选块地埋葬。茶陵那边的地主放出狠话：谁葬谁断腿。五叔花钱捐来的参谋身份这时派上了用场。蔡仪带着祖舜吹起了自制的军号，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前面开路，嘹亮的号角声吓得对方只好退让三舍，灵柩才顺利下葬。这一次他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社会事件”。 他出生在攸县渌田镇一个家境殷实的望族之家。父亲蔡厚夫虽然不怎么会说话，但是特别喜欢读书，把《诗经》《左传》这些典籍当成了“胎教”，让9岁的蔡仪在一旁旁听。这些古书不仅让他埋下了对古典文学的热爱，还悄悄种下了善良和悲悯的种子。为了报答同学贺艺林帮忙写状子的恩情，父亲把儿子“许配”给了贺家15岁的女儿贺花秀。就这样娃娃亲就定了下来，女方比蔡仪年长6岁。 1922年，蔡仪考进了长沙长郡中学，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像风一样吹进了他的脑海里。两年后的暑假他回家探亲，祖父为了建新房挖地基挖到了无名的旧坟。老人想停工迁葬，可是少年却把锄头一挥说：“地下哪有没埋过人的地方？”老讼棍看准了机会，联合当地的恶势力把官司打到了县政府去告蔡家挖了祖坟。这场官司打了整整两年时间，花掉了4000多块光洋，家里的经济状况迅速变得糟糕。祖父去世后家里几乎拿不出钱来供他读书了。这个时候他才真切地感受到：“血气方刚”背后可能藏着一张贪婪的网。 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读到了《艺术概论》《美学概论》这些书。他把马克思说的“美的规律”和《诗经》里的“比兴”传统联系起来了，写下了《新艺术论》《新美学》等十几部专著；他把“现实主义”问题讲得很透彻，也把“唯心主义美学”批判得很彻底。1936年协议离婚后贺花秀离开了他；这段娃娃亲的婚姻最终还是结束了。禁闭里的灯火、军号下的畅想、地基前的锄头，这些经历都变成了他构建美学体系的砖石材料。 婚后第一个星期父亲就把他关在一间小厢房里禁闭起来，门窗紧闭只留一盏灯和一本书在桌上。这种家庭式的软禁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白天背诵《左传》，晚上写读后感，父亲在一旁陪着读。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读完了《左传》《史记》《汉书》等几十部古籍；他从古典文学评论入手开始探索美学理论；这件事也给他未来的学术道路埋下了伏笔。 这段“地基风波”就像是一块磨刀石，把少年打磨成了青年；也把青年推向了更广阔的思想天地；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开始了真正的美学研究工作；并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位美学泰斗。蔡仪用一生证明了传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苦难和热爱之后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