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旗舰物种承压，恢复仍处关键期。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淡水鲸豚类动物，被视为衡量长江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器”。科研机构调查显示，受人类活动影响，江豚数量曾长期下滑：上世纪90年代约2700头，至2017年降至1012头，种群一度快速衰退。此次发布的中期评估信息表明，经过近年来系统保护，江豚数量出现回升，2022年约1249头，实现“止跌回升”，2025年继续增至1426头。但也要看到，该规模仍约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一半，距离从根本上扭转“极度濒危”局面仍有差距，保护工作仍需持续加力。 原因——禁渔“硬约束”叠加综合治理，系统修复开始见效。江豚回升，主要得益于长江十年禁渔带来的压力减轻与生态治理水平提升的叠加效应。禁渔降低了误捕、缠绕等直接死亡风险，也减少渔业活动对水域的长期扰动，为鱼类资源恢复和食物链修复创造条件。同时，围绕江豚拯救行动，各地栖息地保护、救护体系、科研监测诸上持续加大投入，推动保护从“单点救助”转向“系统治理”。发布会上介绍，武汉、南京等江段多处水域可见江豚活动，反映出局部水域生态质量改善带来的积极变化。 影响——种群回升释放治理信号，也提示风险不容忽视。江豚数量增长，是长江禁渔政策效果的直观体现，说明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自我修复能力，治理方向总体有效。更重要的是，江豚作为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改善具有带动作用：栖息地修复、航运与工程活动规范、污染治理等措施形成合力，将对长江中下游生物多样性和水生态安全产生更广泛的正向影响。不过，风险同样存在。农业农村部指出，极端气候频发、人类活动影响等仍是现实威胁，一旦遭遇枯水、高温、污染事件或栖息地扰动叠加，小种群仍可能出现波动，恢复成果需要制度化巩固。 对策——自然保护、迁地保护与科研攻关“三线并进”，行动计划明确目标。为推动持续恢复，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升级版《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26—2035年）》，提出十大拯救行动，并明确三个重点方向。 一是守住自然种群基本盘。将进一步严格规范涉水活动，持续清理残存网具钓具，提升极端气候背景下的应急救护能力，并研究在重要栖息地实施禁限航等措施；同时推进自然河漫滩等关键栖息地生态修复。规划目标提出，到2030年自然种群力争达到1700头，2035年达到2000头。 二是做强迁地保护“安全阀”。对栖息地已受破坏或面临高风险的江豚群体实施迁地保护，在适宜江段建设迁地保护水域，形成覆盖中下游的网络体系。当前迁地保护群体已超过150头，并保持一定的繁殖增长。下一步将加快江西湖口等迁地保护水域建设，研究推进新建保护水域，目标到2030年迁地保护群体达220头、2035年达300头，为自然种群补充及特定区域种群重建提供稳定种源。 三是夯实人工繁育与遗传资源保存能力。有关部门将依托科研院所平台组织协同攻关，突破人工繁育关键技术难点，构建全链条技术体系。前期已开展涉及的研究并建立淡水鲸豚类精子库，为扩大保种群体规模、在极端情况下保存关键遗传资源提供支撑。 前景——从“数量回升”走向“质量提升”，关键在长期治理韧性。江豚恢复从“止跌”到“回升”，验证了持续治理的必要性，也对下一阶段提出更高要求：既要把禁渔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常态化执法与协同管理能力，也要在航运、岸线利用、水利工程等多因素叠加的现实中形成更精细的空间管控；既要强调数量目标，也要提升栖息地连通性、食物资源稳定性与风险响应效率。随着行动计划推进，若能在重点水域同步加强生态修复与人类活动规范，江豚种群有望保持稳步增长，并带动长江水生态整体向好。
长江江豚从濒危边缘走向种群恢复，既是物种保护的重要进展，也折射出长江生态治理的成效；十年禁渔的实践表明，坚持科学保护和综合治理，能够推动生态状况逐步改善。当前，江豚保护进入巩固提升阶段，未来仍需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推动自然保护、迁地保护与人工繁育协同发力，促进种群持续增长。这个过程既检验长江生态系统修复能力，也为长期守护长江生态安全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