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成本战争与高支持度并存引发外界疑问。以色列央行3月底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战争涉及的支出累计约1770亿谢克尔，约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8.6%。相关开支主要与加沙、黎以边境冲突等行动相关；对于2月28日以来以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所新增费用，部分项目仍核算中。经济代价攀升之际，以色列民主研究所3月初民调显示，犹太裔受访者中支持对伊采取军事行动的比例高达九成以上，且在右翼、中间派、左翼群体中均呈现较高支持。外界注意到，该态度并非“开战初期情绪化反应”，而是在冲突延宕、以色列本土遭导弹袭击并出现人员伤亡背景下形成。 原因——安全焦虑、威慑逻辑与政治共识共同作用。其一，长期安全威胁感强化“必须一次解决”的社会心理。以色列政界普遍认为，对伊朗相关能力的遏制事关国家生存风险，一旦停得过早，可能在半年或一年后再度进入新一轮对抗。反对派人士拉皮德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强调，以色列对伊朗的判断更为直接，若缺乏“明确结果”，未来将付出更高代价。其二，战争叙事与威慑需求推动“打到见效”。以色列对外将此次行动赋予强烈象征色彩，强调打击范围与强度，试图通过军事与心理双重威慑降低对方后续行动意愿。其三，国内政治与社会动员机制使“持续作战”更易获得短期认同。安全议题在以色列政治中具高度优先性，在外部威胁被放大时，跨阵营的“底线共识”更容易形成。 影响——经济承压、社会运行受扰与国际舆论分化叠加。以色列经济部相关统计被媒体引述称，与伊朗交战期间每周经济损失超过90亿谢克尔。为弥补缺口，内阁在2026年预算安排中增加约130亿美元战争支出，并可能通过压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开支来腾挪空间。央行行长阿米尔·亚龙警告，增长预期需要下调，债务占GDP比重继续上行，预计到2025年底或达68.5%，在新的赤字目标下不排除突破70%。社会层面，防空警报频繁、学校停课时间延长、预备役征召规模扩大，均加重家庭与企业负担，并对劳动力供给造成挤压。国际层面，民意差异凸显：美国民调显示支持对伊动武者不足三成，英国相关调查中支持军事介入比例更低，反对者占多数。外部支持与舆论环境的分化，可能影响以色列在后续行动中的外交回旋空间与成本分担预期。 对策——在安全目标与经济承受力之间寻找可持续路径。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若继续扩大军事行动，需同步强化财政与社会韧性安排：一是提高预算透明度与阶段性评估机制，明确军事目标、行动边界与退出条件，减少“无限期成本”。二是通过结构性财政调整避免对民生领域造成长期挤出，防止社会裂痕扩大。三是加强关键基础设施与城市防护，提升预警、拦截与应急救援能力，降低本土遭袭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四是在外交层面争取更多危机管控渠道，降低误判与外溢风险，防止冲突滑向更大规模对抗。 前景——经济韧性与结构短板将共同决定冲突可持续性。从结构看，以色列能源对外依赖相对有限，还是天然气净出口国，高科技产业对GDP贡献较高、出口占比突出，为其在短期冲击中提供一定支撑。但另一上，长期动员对创新投资、人才流动、旅游与消费预期的影响不容低估，若债务与赤字指标继续走高，融资成本上升与信用评级压力可能随之显现。地区层面，冲突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航运通道的安全预期将深入牵动全球能源与保险市场，外溢效应或将扩散。
以色列的高昂战争支出与民众的高支持度反映了国家安全与经济代价之间的深刻矛盾。国际社会的分歧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未来，如何在安全与经济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以色列政府的核心挑战。此案例也引发更广泛的思考：战争的成本由谁承担？真正的安全又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