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藏着不少珍贵的书法作品，其中一件《清和帖》，写的是米芾晚年给窦先生的信。时间大概在北宋徽宗崇宁二年五月。米芾当时快要去汴京当书画学博士，心里既激动又有些忐忑，信里既有久别重逢的倾慕，也有老来赴任的无奈，还有初夏的寒暄。这封信写得很含蓄，用笔温和，但又透着一股豪情。 米芾的书法风格很特别，苏轼就很欣赏他，认为他能在传统法度里创新意。而米芾自己则更喜欢打破程式，用一种叫“墨戏”的态度来写字。他自称“刷字”，其实是说他写字的时候笔走如飞，迅疾有力。像《留简帖》这样的尺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却能看出他用笔的立体节奏：每一根线条先立起来，再飞出去，沉着里带着痛快。 再看看《致彦和国士尺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彦和国士帖》，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帖草书。纸本行草的尺寸是30.1厘米乘42.6厘米。虽然不知道这信是写给谁的，但留下了一段纵逸的草书尾声：笔势连绵不断，牵丝像游丝一样细，转折处像金石一样有力。 米芾一生写了很多信札和帖文，其中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留简帖》就非常有代表性。纵31.7厘米、横39.7厘米的尺寸不算大，但内容很丰富。虽然只是件尺牍，却把起笔、行笔和收笔拆成三段来看：起笔厚重，行笔渐轻，转折处提锋侧锋直转而下。 这个时期的米芾已经有了几十年“集古字”的功底，所以他的字体显得天真烂漫。他的行书里既有狂放的一面，也有温润的一面。就像《清和帖》那样温和克制，《致彦和国士尺牍》又能展示出他的狂放不羁。 放大来看《清和帖》的细节就会发现：横画少波折，竖画多战掣，墨色干湿互见。即使是短短八行字，也能让人感受到米芾晚年的心境变化。而《致彦和国士尺牍》则是他草书的代表作之一：笔势连绵不绝，末尾几行更是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的样子。 无论是徽宗时代的汴京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藏品，都见证了米芾的书法成就。他把传统法度和个人趣味结合起来，创造了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人雅士，也让后世的人们对他的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