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他接诊了一对永胜县片角乡的夫妇。当时那位30岁的妻子已经患上慢性肾衰，家里穷得没办法继续透析治疗。他开了7服中药给对方服用，还嘱咐患者要注意记录尿量变化。过了一周、两周都没见病人来复诊，李伯藩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事。为了弄清楚病情到底怎么样，他干脆骑上摩托车，带着学生赶了40多公里的山路找到了患者家。看到尿量一天天增多的情况后，他立刻肯定地告诉这对夫妇：“这病能治好！”经过半年多的治疗，病人真的奇迹般地痊愈了。那天以后，他特别深刻地体会到医生的作用不只是开药方，更是在帮助一个家庭撑起来。 到了2000年，李伯藩满60岁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他本来是该退休的。县领导找到他谈话，说群众都舍不得他走，问他能不能再给大家多服务几年。他当场就答应了：“不用考虑，我推后5年。”结果2005年正式退休那天，州内省外有不少大医院开出高薪来挖他，甚至有的还答应给他全家解决编制、安排子女上学的问题。但他却拒绝了所有邀请：“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政府给的退休金足够用了。”最后他把这些“橄榄枝”全都拒之门外，直接在自家不到20平方米的小院里搭起简易诊所，开启了长达30年的义诊生涯。 李伯藩出生在中医世家，他的祖母施怀英和父亲李子宽都是当地很有名的大夫。小时候祖母出诊的时候总是带着他抄方子，每当看到患者好转她比谁都高兴。后来春节免费看病就成了家里的一条铁规矩；他父亲下班回家以后对穷人也是分文不取。父亲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对穷人要多关心一点，态度还要更好一点。”这句话被他写进了日记本里，也融入到了他每一次号脉看病当中。 到了2006年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从那以后的每天早8点到晚9点他都会待在诊室里接诊患者，最多的时候门口排队等候的人数能达到上百人之多。有人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如果按每张处方5元钱、每天接诊50个人来算的话，光这十年挣下来的钱早就超过百万了。但他从来没有卖过药也没有收过患者一分钱红包，甚至主动帮贫困患者垫付医药费。他常说：“救死扶伤是我的信仰。” 李伯藩对所有来求诊的人一视同仁。白天看病晚上伏案写病历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常态。常年超负荷地坐诊让他臀部长出了血管瘤，从蚕豆大小慢慢长到了核桃般大的样子。他的裤子常常被血浸透变得很脏，儿子每次洗完盆子时都忍不住落泪。但他却笑着安慰儿子说：“病人在外面等着呢不能耽搁。”胃痛、痔疮、腰椎劳损这些毛病总是轮流来找他麻烦，但他依旧每天早8点迎候第一位患者、晚9点送走最后一位。他说祖辈传下的医德、责任和使命就是支撑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 2001年夏天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儿子帮忙填写“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申报表的时候被他一把夺过撕碎了：“国家给的工资够用了我不需要！”到现在为止退休已经15年了，“院长基金”上的那一万多块钱他一分没动全都留给了医院使用。如今86岁高龄的他白天忙着看病晚上还在书写病历想要把几代人的临床经验留给后人看一看。 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院成了30多万市民的“健康驿站”。据统计这里的最大单日接诊人数达到了127人；最长的一次电话问诊持续了3个小时；求助的病人最远来自美国、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面对红包的时候他总是笑着说：“您的健康就是送给我最无价的礼物！”最硬的一条底线就是不卖药、不坐堂、更不收钱。这些数字背后其实就是一位老中医用一生写下的“医者仁心”四个字。 今天当你路过大理古城巷口的时候依然能看到那间简陋的诊所——门楣上“义诊”二字虽然有些斑驳了但始终亮着灯呢！灯下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伏案疾书好像在给后人留一封长信：“生命至上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我把这封信交给时间也交给你们。” 1992年他为了追访一位患者赶了40多公里山路把放弃治疗改写成起死回生；2000年他主动延长退休时间只为多看一个病人；2005年他拒绝了高薪聘请选择回到自家小院继续义诊；2006年正式退休的他已经坚守了整整30年；2001年他撕碎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申报表；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他依然每天早8点接诊到晚9点才下班……这段段故事就像数字之外的故事构成了30万人的“健康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