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与社区结构多元化，物业管理服务的供需矛盾、权责边界不清以及居民诉求差异化等问题在不少地区集中显现。
停车位管理、公共收益分配、维修资金使用、噪声扰民与公共区域改造等议题，往往牵涉多方利益，若处置不及时、沟通机制不顺畅，容易由“小摩擦”演变为“大冲突”，不仅增加群众维权成本，也给基层治理带来压力。
如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成为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课题。
原因——一方面，社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住户流动性增强、邻里互动减少，信任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物业服务属于高频民生事项，涉及合同条款、费用构成、服务标准等专业内容，居民与物业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情绪表达先于理性沟通的情况较为普遍。
同时，部分纠纷存在历史遗留因素，叠加网络传播放大效应，极易形成群体性对立。
治理实践表明，单纯依靠末端处置往往治标不治本，需要在制度化沟通、专业化调处和社区共同体建设上同步发力。
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广东省对基层治理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释放出鲜明导向：强化基层基础、突出共建共治共享、以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
来自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的苏志敏入选先进个人名单，体现了基层一线调解力量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重要作用。
桂城早在2011年提出创建“熟人社区”工作，在长期探索中逐步形成以社区为单元、以关系重建为抓手、以协商机制为路径的治理思路。
2019年，苏志敏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成立“创熟”调解工作室，聚焦物业管理纠纷调处，强调从源头减少对抗性、提升协商效率，推动把治理触角延伸到小区楼栋、业委会与物业服务等具体场景之中。
此类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化解，更在于通过规则明晰、程序规范和关系修复，带动社区形成更稳定的协商秩序。
对策——推进物业纠纷治理，需要在“预防、处置、修复、提升”全链条上完善机制。
其一，强化前端预防，推动物业服务标准、费用信息、公共收益等事项公开透明，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误解。
其二，完善多方协商平台，健全业主、业委会（或物管会）、物业企业、社区居委会等主体的常态沟通制度，让问题能够“说得上、议得开、办得成”。
其三，提升专业调解能力，依托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治理力量，把法律政策解释、情绪疏导与利益协调结合起来，既讲法理也讲情理，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寻求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其四，推动治理从“事后灭火”向“制度固本”转变，针对高发问题形成可复制的工作指引和流程闭环，通过案例复盘、台账管理、回访评估等方式降低复发率。
其五，加强社区共同体建设，鼓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培育邻里互助与自治能力，使“熟人社区”理念在现代社区条件下转化为可持续的信任机制。
前景——基层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
当前，广东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愈发强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把服务群众做在日常。
随着相关制度不断健全、基层队伍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以及社会力量参与渠道进一步拓宽，物业纠纷治理有望从“高发易发”逐步走向“可防可控”。
以桂城“创熟”调解工作室等为代表的探索，如果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加强经验提炼、完善人才培养与工作保障，并与社区治理数字化、网格化服务等手段形成协同，将为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更有力支撑。
通报亦提出，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新征程中再创新业绩，这也为各地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打造更多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指明方向。
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苏志敏及其团队的成功实践表明，只有扎根基层、创新方法，才能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需要更多这样的基层治理创新典型，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