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悬河"之困与国土盐碱化问题的地理成因及治理路径——兼论中国典型地貌过程的科学认知与生态应对

问题——“河在地上走”与“盐在土上聚”的双重挑战显现 在一些平原河段,河床高程逐步抬升,出现“河床高于两岸地面”的地上河现象。此类河段一旦遭遇强降雨或上游来水陡增,行洪压力集中于堤防体系,溃决风险和灾害外溢风险同步上升。另外,在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土壤盐分向表层富集的盐碱化问题并不鲜见,既制约农业生产,也影响生态安全。一些区域的河道抬高、堤防束水与灌溉、蓄水工程共同改变地下水埋深,使盐碱化风险更趋复杂。 原因——泥沙供给、河势条件与工程约束共同塑造地上河 业内分析认为,地上河并非某一条河流的专属名称,而是一类河道形态的概念,其形成关键在“沙源充足、输沙能力不足、河道易淤、堤防束水”。以黄河下游为例,上游和中游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土质疏松、沟壑纵横,叠加植被覆盖不足与降水时空分配不均,强降雨易触发水土流失,形成高含沙径流。进入坡降趋缓、河谷开阔的中下游平原后,河流动能下降,输沙能力减弱,泥沙在河床持续沉积,推动河床与水位同步抬升。为保障防洪与土地利用,两岸堤防长期加固、加高,在一定程度上“束水归槽”,短期内稳定主河道,但也使洪水位随河床抬升而抬升,形成“越堤越高、越高越险”的结构性矛盾。 长江荆江河段的“人在江底走”景象同样具有代表性。长江出峡入平原后河面展宽、比降变缓,来沙在局部河段易发生沉积;加之河道蜿蜒曲折,洪水宣泄路径拉长、回水顶托明显,淤积与摆动相互作用。历史上为防洪筑堤、固岸护滩,强化了河道约束条件,也在一定时期内加剧了河床抬升的趋势。 盐碱化的发生则更多体现“水位抬升—毛管上升—蒸发富集”的链条。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稀少、蒸发旺盛,地下水或土壤深层盐分在毛管作用下向上迁移,水分蒸发后盐分滞留于表层,久而久之形成盐渍化。地下水位抬升的诱因多样,包括大水漫灌、渠系渗漏、库区回水、调水工程沿线渗透以及地上河两侧堤内外水位变化等。沿海滩涂等地则可能受海水入侵影响,灌溉水源含盐偏高也会加重盐分累积。总体看,降水充沛、淋洗作用强的地区盐碱化风险相对较低,而蒸发强、排水弱的区域更需警惕。 影响——防洪安全、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承压 地上河的直接影响体现在防洪与工程安全上:洪水过程中的堤防受压更大、抢险难度更高,一旦决口将对沿岸城镇、农业区和交通基础设施造成外溢性冲击。地上河还会带来支流汇入受限、河网连通性下降等问题,使下游部分河段流域面积“看似变小”,在空间上呈现支流难以入河、汇流体系受阻的格局。盐碱化则导致土壤结构退化、作物减产甚至撂荒,更诱发风蚀扬尘、植被退化和湿地功能下降,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长期压力。 对策——由“下游治标”转向“流域治本”,系统打通水沙与水盐调控 不少专家认为,单纯在下游通过大规模深挖河床以“彻底清淤”的设想,虽然直观,但面临工程量巨大、投资高、弃土处置困难、见效周期长等现实约束,更重要的是难以抵消持续来沙带来的再淤积,难以从根源上改变态势。治理要点仍应回到“控沙源、调水沙、优河势、强韧性”。 一是抓住泥沙源头治理。推进黄土高原等重点产沙区的坡面治理、沟道治理与植被恢复,完善淤地坝、梯田等措施,提高土壤入渗与固土能力,减少暴雨径流携沙量,从源头降低河流含沙量。二是强化干支流水沙联合调度,发挥水库群拦沙、排沙、调洪作用,统筹防洪、供水、生态等多目标,提升关键河段输沙能力与河势稳定性。三是推进堤防与河道空间协同管理,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优化滩区利用与行洪通道,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体系,提升工程体系韧性。 针对盐碱化,应坚持“控水位、强排水、改灌溉、优土壤”的组合策略:完善农田排灌体系,减少渠系渗漏,推广节水灌溉与科学配水,避免长期高强度漫灌抬升地下水位;在具备条件地区实施暗管排盐、井渠结合降水位,并配合客土、施用改良剂、种植耐盐作物与盐生植物等措施,逐步恢复土壤生产力。沿海地区需加强海水入侵监测与水源盐度管控,避免以高盐水源不当灌溉。 前景——以流域系统治理塑造长期安全边界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增多与流域开发强度上升,地上河与盐碱化风险呈现叠加化、链条化特征。受访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治理的关键在于以流域为单元推进系统治理:上游控沙稳水、中游调蓄减险、下游提升行洪与应急能力,同时把地下水位管理、农业用水方式转型与生态修复纳入统一框架,形成“水沙同治、水盐同控、工程与生态并重”的综合方案。通过完善监测网络与数字化调度手段,强化风险预判与跨区域协同,有望把地上河风险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控,把盐碱化治理从局部试点走向规模化、精细化。

"地上河"现象既是自然演变的产物,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镜鉴。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如何统筹防洪安全与生态修复,实现从对抗自然到顺应自然的治理转型,考验着当代治水智慧。这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正期待着一场系统性的绿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