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个叫原典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地方，他们把古代学者留下的智慧，用最接近原样的方式还给了我们。这家公司集合了古籍数字化、古籍定制还有出版等业务，已经出版了850多种纸质图书，还拥有300多万册中文古籍的数字数据，光是16世纪以来的欧美古旧数字图书就有1300万册。这些数字里头，95%以上都是原色原貌的高清原版资料。他们从科研项目合作到古籍数据库直销，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影印、整理到销售的完整链条。这次原典纪书局影印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古籍《史记集解》，底本用的是日本镰仓长卷写本，虽然只保存下来79卷，但它在后世的研究里可是非常重要的范本。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序》里夸赞裴骃写的文章条理清楚，语言直白又不浮华，事情确凿又不粗俗。朱东润先生更直接说，现在流传下来的《史记》注本里最古老的就是裴骃的《集解》。裴骃出身于河东裴氏这个家族，父亲裴松之早就因为给《三国志》作注而名声大振了。裴松之写了不少文章和《晋纪》，他的儿子裴骃就接着他的班去给《史记》作注了。《宋书》里短短一句话就记录下了这个学术传承：“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这十六个字里既透露出家族的学术血脉，也反映了当时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的趋势。两汉时期经学地位很高，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变了。九品中正制让士人们更看重才能而不是德行，经学逐渐衰落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当时只有史学和玄学还算兴旺，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有晋为全盛时代。”《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自然成了大家都要读的书，裴骃的注解也就应运而生了。1939年的时候，《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把朝鲜、越南刊刻的汉籍都记录下来了。这一年还出了另一本附越南汉籍目录的书，这两本书都收录了《史记》的版本。寺冈龙含在1936年写了一篇文章考镜源流，提出了关于三家注本形成和版本关系的独特见解。泷川资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集大成之作《史记会注考证》问世时把很多家的注释都汇集起来了。他还列出了日本公私机构收藏的14种《史记》古钞本的目录。日本学者治《史记》的时候版本目录功夫很深，各个大学图书馆都在编撰“和汉书籍”的书目把汉籍收藏情况公布出来。这次原典纪书局就是用镰仓写本做底本来重现南朝时期的旧观的。南朝宋代的时候河东裴氏出了个裴骃，他出生在一个专门给史书作注的家庭里。少年时期的裴骃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目光投向了更早的《史记》这部书。父亲刚因为《三国志注》而扬名立万了，儿子就接着干起了给《史记》作注的活。《宋书》上写着：“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仅道出了家学渊源还有时代的学术风向——史学正在魏晋玄风中悄然独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