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早期项目融资难、退出不畅制约新动能成长。
开放团组会议上，朱建弟表示，当前经济转型加速推进，创新型企业尤其是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项目，普遍面临“轻资产、研发周期长、盈利兑现慢”的现实约束，融资门槛偏高、资金供给与企业生命周期错配，导致不少项目在技术验证与市场拓展阶段即遭遇“断粮”。
与此同时，创投机构退出渠道相对单一，市场循环效率不足，也削弱了“投早投小”的意愿与能力。
原因——制度指标偏重当期经营与规模，资本供给结构与风险定价机制仍待完善。
朱建弟认为，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动能的部署持续加力，从强调依靠创新到统筹新旧动能，再到加紧培育，释放出更强的政策信号。
相较之下，资本市场在服务新动能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短板：一方面，一些融资与上市安排更侧重营收、利润等传统指标，对研发密集型新业态的价值识别不够充分；另一方面，转板、并购等制度衔接效率有待提升，导致资本“进得来、退不出、转不动”，影响资金滚动形成更大支持合力。
此外，全球经济波动增大，风险偏好阶段性收缩，也容易使早期项目在融资链条中处于不利位置。
影响——新动能培育速度与质量受到牵制，市场韧性与就业民生承压。
朱建弟指出，新动能产业在外部冲击下往往表现出更强抗风险能力，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变量。
若早期项目难以跨过“死亡谷”，不仅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还会削弱产业链迭代速度，进而影响高质量就业与民生服务升级。
对资本市场而言，退出不畅还可能带来存量资金占压、基金到期纠纷增多等问题，抬升交易成本与制度摩擦，影响长期资金配置信心。
对策——分层按需供给，形成“融资—培育—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围绕“让更多早期项目活下来、让创业生态转起来”，朱建弟提出多项建议： 一是进一步优化上市标准，更好覆盖初创业态。
针对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新业态，可在信息披露与风险揭示前提下，提高制度包容度，将研发投入强度、核心专利与技术壁垒等纳入更具权重的评价框架，弱化单纯以营收规模为主的门槛约束，并借鉴已有多元上市标准的做法，为尚未盈利但具备硬科技属性的企业打开更顺畅通道。
二是畅通“北交所—创业板”转板衔接，降低制度切换成本。
通过简化程序、压缩周期、明确预期，推动在北交所挂牌的成长型企业更高效对接更大规模的资本平台，使不同市场板块在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中实现梯度承接。
三是探索种子期融资工具，补齐“最早一公里”的资金缺口。
可研究设立面向早期项目的引导性基金，或推出“股权+债权”等组合型产品，引导政府基金、专业机构与产业资本协同投入，为技术验证、产品打磨和市场试点提供启动资金。
同时，鼓励上市公司以产业孵化基金等方式开展早期投资，形成“产业端反哺创新端”的生态闭环。
四是完善退出机制，增强创投机构“投早投小”动力。
在继续发挥首次公开发行退出功能的同时，提升并购重组的适配度与效率，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市场化并购整合创新资源，合理降低交易摩擦成本，并探索更加多元的退出路径，提升资本流动性与配置效率。
五是稳定长期预期，引导长期资金加强配置。
推动社保基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对成长型市场的配置比例，并研究推出更契合长期投资的产品与政策安排，以减少短期波动对企业融资与研发节奏的扰动。
前景——以制度供给提升价值发现能力，为新旧动能转换积蓄更强资本力量。
与会人士认为，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围绕上市标准、转板衔接、并购重组与长期资金入市的制度优化若加快落地，有望进一步提高资本对创新价值的识别与定价能力，推动形成更顺畅的创新资本循环。
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夯实新动能的金融支撑，将为稳增长、促转型与防风险提供更坚实的底盘。
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当下，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已不仅是金融领域的改革课题，更是关乎国家竞争力重塑的战略选择。
朱建弟代表的建议既着眼破解当下融资困局，又立足构建长效发展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资源精准配置。
这要求监管智慧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为创新种子提供更丰沃的生长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