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渔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前辈，李步云在1965年就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开始跟着张友渔学习，之后一直留在那个单位搞研究。当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法律方面的理论特别需要创新。李步云很快就看出了这个机会，在1979年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系统地讲了公民平等权的事，一下子打破了大家以前的老看法。 他能有这么大的突破，跟他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对国家未来的把握分不开。他经历过法制建设的一些弯路，心里特别清楚制度建设对国家有多么重要。他的想法主要有三点：一是把国外法治文明的好东西吸收进来；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律部分进行批判性继承；三是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这种既立足国内又面向世界的态度，让他的理论既有前瞻性又很实用。 “依法治国”这个理念提出来之后，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步云的研究直接推动了很多重要进程：首先是给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提供了理论支持；其次是让法学教育改革了一番，培养了不少人才；最后还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他主编的《法学研究》变成了大家搞理论创新的好地方，他提出来的“敢开第一腔”这种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来的研究者。 为了不让李步云留下的学术财富丢失掉，现在咱们国家建立了很完善的法学研究体系：既有国家级的研究所继续发展，还有大学里的法学学科不断壮大，培养人才的机制也在改进。通过设立基金、出书和建纪念馆这些方法，把他们的思想系统地保存和传播开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法治建设还面临很多新问题。李步云这些老一辈法学家的遗产会在好几个方面发挥作用：帮助完善法律体系、给全球治理出主意、给新一代人才做榜样。随着全面依法治国一步步推进，理论和实践会结合得更紧密，中国法学肯定能在解决新问题的时候有新发展。 李步云的一生就是中国法学界思想解放和创新的一个缩影。从说“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到论证“依法治国”，他的每一步都刻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这位“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理论观点，更是那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上，这种精神还会继续激励我们立足中国实际去回应时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