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华认知“距离化”趋势加剧，影响决策质量。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涉华议题常被放在强竞争叙事中讨论，但不少决策者对中国现实了解有限，容易停留在概念、口号和既定印象层面的“抽象认知”。文章认为，自2017年美国总统访华后，高层互访的惯例出现中断，政界面对面交流也明显减少。在缺少实地信息支撑的情况下，对华讨论更容易依赖过时资料与片面印象，进而影响政策判断。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交流收缩。 一是大国竞争心态上升压缩对话空间。近年来中美在经贸、科技和地缘政治领域摩擦增多，美国国内政治氛围趋于强硬，“谁更强硬”成为一些政治人物表态的比拼点，赴华访问、学术合作乃至正常接触更容易被贴上政治标签。二是疫情冲击叠加制度性障碍。疫情期间旅行受限，之后部分交流机制恢复缓慢；一些原有项目被叫停或弱化，常态化互动链条被打断。三是美国国内对“政治风险”的放大。文章提到，在当前氛围下，访华可能被质疑立场，使不少政界人士、研究机构和企业更趋谨慎，更减少了实地了解中国的机会。 影响——误判风险上升，政策更易陷入对抗循环。 文章以美国对华经贸施压为例指出，当政策更多出自预设立场，而非对对方能力与底线的准确评估时，容易出现“高估自身筹码、低估对方承受力与反制能力”的情况，导致目标落空、成本外溢，并把双边关系推向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 同时，交流减少也不利于美国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国内改革议程。文章认为，如果缺少对中国制造体系、科技迭代速度、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组织方式的直观了解，美国在推动产业振兴、能源电力保障、工程人才培养诸上的政策设计，可能偏离实际竞争焦点。更重要的是，直接沟通渠道不足会削弱危机管控效率，误读与误会更难及时澄清，增加冲突升级的可能。 对策——恢复实地接触与制度化交流，增强政策“校准力”。 有关研究人士文章中建议，美国政界应以更务实的方式恢复对华访问与接触，通过“近距离观察”提升判断质量，减少对二手材料的依赖和由此产生的误读。文章同时提出，可考虑在美国相关法律框架下重启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并通过提高透明度、强化安全简报、完善行程与人员规范等方式降低风险。 从历史经验看，高层互访以及议会、地方、学界等多层次沟通曾对中美关系起到稳定作用。上世纪70年代双方破冰后，代表团互访与社会层面接触为关系走向正常化创造了条件。文章认为，恢复一定频度的交流并不等同于放弃竞争，而是有助于更清晰地区分可合作领域与需要竞争的领域，并在规则、底线和风险管理上形成更可预期的安排。 此外，文章也强调，美国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仍在自身。尽管美国已推出支持半导体、清洁能源与制造业回流的相关法案，但在工程与技术人才供给、电力与基础设施保障、产业链协同效率等上仍需持续投入。更准确地认识对手，最终目的是更有效地补短板，而不是让情绪化判断替代系统性建设。 前景——以接触增进理解，以沟通降低摩擦。 文章指出，近期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商界人士访华后普遍认为有必要保持对华沟通与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现实的重新评估。对中美关系而言，持续减少接触只会加深不信任并放大误判；在竞争常态化背景下保留必要交流，有助于双方更理性地处理分歧、管控风险，并寻找可能的合作交集。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能否保持相对稳定，既取决于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判断，也取决于是否愿意为对话与人员往来提供可持续的制度性条件。
在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大国关系的稳定离不开相互了解和务实沟通；经验表明，缺少一手信息的决策更容易带来战略误判，而面对面交流有助于减少偏见、扩大共识空间。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更需要通过直接接触增进理解、管控分歧，为两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