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52年川东、川西军区合并组建兵团级四川军区，西南军事格局由此进入新阶段。到1955年，四川军区经历编制调整、辖区整合等变化，逐步确立由成都军区兼管四川军区的新体制。在这个背景下，当年9月开展的授衔工作，成为观察我军早期军衔制度落地的重要切入点。历史资料显示，此次授衔覆盖乐山、江津等14个军分区，主官多具备较强的实战履历。其中，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南充军分区司令员吴立兴等5人获授大校，占比35.7%；温江军分区雷展如、泸县军分区刘绍堂等12人获授上校，表明了对德行、能力与资历的综合衡量。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军分区主官调动较为频繁，例如泸县军分区三年内更换三任司令员，这与当时剿匪任务尚未结束的现实需求对应的。军事史专家认为，此次授衔具有两层意义：其一，标志着西南地区军事指挥体系从战时分散部署向和平时期集中管理的转变；其二，通过明确军衔等级，为后续推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等制度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数据显示，获授大校者平均任职年限为4.2年，比上校群体高出1.8年，反映出评衔对任职稳定性的重视。就编制沿革而言，1954年6月四川军区降为三级军区后，下属军分区仍保持完整建制。这种“缩级不缩编”的做法，既符合国家裁减常备军的总体方向，也兼顾了西南战略要地的防务需要。次年在此基础组建成都军区，更凸显四川在国防布局中的枢纽位置。
回看1950年代中期四川军区的建制整合与授衔安排，可以发现：军衔不仅用于明确干部等级，也以制度形式强化了组织运行的基本规则。正是以编制为框架、以干部为核心、以制度为支撑的治理方式，使地方武装建设在复杂广域环境中逐步趋于稳定成熟，并为此后更高层级的统筹指挥与多样化任务执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