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七十三岁那年失去了老伴儿，身子骨一下子垮掉了很多。周围人都怕他过不去那个坎儿，结果开春没多久，他把早就荒着的小菜园收拾了出来。他把西红柿、辣椒还有丝瓜都种上了，等到藤子长出来的时候，在架子底下摆了两把椅子。张叔指着其中一把说：“这把是给你婶子留的。” 有一回我去园里摘辣椒，正好看到张叔坐在空椅子旁边，正对着夕阳发呆。那时候阳光正好切过他的脸颊，一半是阴影，一半是亮堂。他嘴角的笑和亮处的光线叠在一起——“夕阳也好，不那么刺眼，暖暖乎乎的。”那一瞬间我才明白他心里头有多热乎：哪怕老天爷把大半个天都遮住了，也拦不住自己给自己点起一盏灯。 那颗老玻璃珠我一直存着没舍得丢。在老屋拆之前，我又把它埋回了原来的地方——那块地方过不了多久肯定会长出新的天井、新的孩子。说不定多年以后还会有人翻到它。我只希望到时候天儿正好，阳光照在那朵三色的太阳花上，把光撕成五彩碎片洒在他手里。他肯定也会仰头看天再低头看掌心里的光——到时候他就能懂我说的那句话了：原来这日子过得香不香、暖不暖，不是老天爷赏的饭吃，是咱们心里头存着的那点暖阳慢慢熏出来的味道。 母亲拿到甲状腺结节的报告单那天，“恶性”俩字儿像块大石头压在头顶上。那一周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她却还是照常去晨练、给花浇水、拍抖音——把君子兰开的视频剪成暖黄的灯光，还把流浪猫生的小猫也拍下来做成了那种暖暖的色调。“瞎担心有啥用？”她给君子兰喷水的时候跟我说，“该来的总归躲不掉，不该来的你提前愁坏了身子反而不好。”报告出来是良性的。那天她做了红烧肉，电视里正好在重播春晚。母亲抬头看吊灯：“你看这灯光，多像太阳。”白光里头透出的那丝暖黄就变成了我们全家人眼里的第二轮日出。 “又出太阳了？”祖母眯缝着眼睛问我。其实那天乌云低低地压在头顶上，屋里头灰头土脸的没人回应她的话。不过就在她抬头望天的那一瞬间，嘴角确实浮起了一抹很浅的笑——只有真正晒过太阳的人才能有那种不带杂质的暖和劲儿。后来我才想明白她心里头装着一辈子的阳光：战乱、闹饥荒、还有三个孩子没了，这些苦事全被她当成了底片调成了金色。 老宅拆迁那天我在天井的砖缝里翻出一颗玻璃珠。那珠子跟个大拇指肚似的大小，里头嵌着一朵三色的太阳花。正午的太阳穿过它就变成了七种颜色，打在我手心里头。那一瞬间感觉时间像是被按了倒带键——我眼前好像又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老槐树、蓝布衫还有祖母嘴角那一抹淡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