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水资源正从“紧平衡”走向结构性短缺。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水资源紧张”“水危机”已难以完整概括一些地区的现状：湖泊萎缩、湿地消失、含水层水位下降等变化呈长期趋势，部分地区的自然水资源损失甚至不可逆，历史基准线难以回到从前，全球面临更系统、更累积的水安全风险。报告提出“水破产”概念，意提醒多个关键供水系统已被透支，需要以更有力度的科学适应与治理行动应对新常态。 原因：水风险加速累积，来自多重因素叠加。一是地下水超采和水资源过度分配长期存在，农业灌溉、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增长，使部分含水层回补赶不上消耗。二是土地退化、森林砍伐削弱水源涵养能力，流域“蓄—渗—排”功能下降。三是污染负荷加重，“有水不能用”更加突出，污水处理和再利用能力不足更加剧矛盾。四是气候变暖改变降水时空分布，极端旱涝事件更频繁，抬升供水系统脆弱性和治理成本。专家指出，“水破产”是一种警示性表达，本质指向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生态阈值被持续突破，提示各方必须从碎片化应对转向系统治理。 影响：水安全风险正在同时牵动发展与安全底线。报告援引研究显示，全球约40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严重缺水，约70%的主要含水层长期呈下降趋势。缺水将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和能源供给，推高公共卫生风险与产业成本，并可能加剧区域不平等与社会脆弱性。水环境恶化还会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一步降低城乡应对极端天气的韧性。在国际层面，跨境河流、共享含水层与海洋生态等议题相互交织，若缺乏互信与协同，水资源争夺与治理赤字可能放大地缘风险。 对策：用科学治理框架推动行动落地，是破解困局的关键。受访专家认为，“水破产”为国际讨论提供了更清晰的风险框架，有助于在联合国水议程关键窗口期凝聚共识，并把讨论从“认识问题”推进到“落实行动”。具体路径包括：一是坚持节水优先，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管网降损，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二是以流域为单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守住河湖生态流量底线，推进湿地修复与水源涵养；三是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完善取水总量控制、水权水价等制度工具；四是补齐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与城乡供水短板，提升水质安全与应急保障能力；五是推动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合作，鼓励多边与双边项目聚焦可持续运营与本地化适配。 中国实践显示，系统治理与制度供给能够有效缓释水压力。近5年来，中国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粮食连年丰收背景下，实现用水总量“零增长”，并建成规模大、门类全、覆盖广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以约占全球6%的淡水资源保障约17%人口用水需求。“十四五”时期，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持续完善，新建大中型水库105座；国家水网加快构建，181项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推进，截至2025年底，88条母亲河复苏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区浅层与深层地下水较2020年出现回升。，中国企业在海外因地制宜参与水环境治理。在肯尼亚内罗毕，丹多拉污水处理厂修复扩建后，不仅改善周边水环境，也成为多种鸟类栖息地和公众环保教育场所，体现“工程建设+生态修复+民生服务”的综合效应。 前景：全球水治理正从“单点工程”转向“系统韧性”。随着2026年联合国水大会筹备推进，各方预计将更重视以数据、模型和风险分级为支撑的决策体系，推动跨部门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提升水系统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业内人士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节水技术、智慧水务、再生水利用、流域生态修复与投融资机制创新将成为国际合作重点。中国在节水型社会建设、重大工程调度、河湖长制诸上形成的制度经验，以及水网建设与数字化管理上的探索，可与多边平台对接，支持更多发展中国家提升供水保障与水环境治理能力。
全球水安全正从“局部紧张”走向“系统性约束”，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把风险概念转化为可执行的治理行动——关键在于以科学评估为基础——以制度与工程协同为支撑，以节水和生态修复为主线，推动水资源利用方式整体转型。面对新的水现实，坚持合作共治、共享经验、共担责任，才能守住人类发展的水安全底线，拓展可持续未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