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孙多慈有关的故事，得先从她父亲孙传瑗说起。这位老人家以前跟陈独秀一块儿干革命，还跟陈独秀办过报纸。后来方振武当安徽省政府主席时，他又在省政府当了委员。但因为他在孙传芳手下干过事，后来被蒋介石给抓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这人就成了地方文史里的一个大焦点。 蒋碧微写自己和徐悲鸿关系紧张时，孙传瑗从安庆赶到了南京鼓楼饭店，托学生蒋仁给徐悲鸿传话：“我想见见徐先生。”他们后来还在鸡鸣寺茶座和傅厚岗6号小聚过。 这事儿让我特别好奇：这个在安徽政界待了这么久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徐悲鸿在1935年的时候给孙多慈画过一张画。孙多慈22岁那年从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她是民国时期6位新女性画家里最小的一位，可她的画集《孙多慈描集》却在最短的时间里就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大家现在记住她，大多是因为那段被战火跟伦理撕扯的师生恋，而不是她的画。 进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没多久，这个清丽纯朴的女孩就把徐悲鸿的生活给打乱了。徐悲鸿三个月后在日记里写：“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到了1936年，徐悲鸿就直接把“爱才”变成了“爱情”。他还专门以他俩为原型创作了一幅《台城月夜》，这下跟蒋碧微的矛盾彻底闹大了。 这俩人从1934年开始谈恋爱一直到1944年，整整十年都没成。因为战争还有父亲孙传瑗固执的反对。孙传瑗为啥死活不同意呢？原因挺复杂的：他四个孩子里长子早夭、次子自闭、幼子还因为盲肠炎死在了南京；唯一健康的女儿就是这个掌上明珠。 徐悲鸿比她大17岁还结过婚，在那个旧道德观念里简直就是个“火坑”。可沈宜甲却说孙多慈是“十成的安琪儿”，这新旧思想在她身上简直是在血肉里互相碰撞。 1944年的时候，郁达夫夫人王映霞给牵了线，让她认识了同样大龄又有家室的许绍棣。不少人觉得这简直就是“旧剧本的新翻场”：父亲反对没用，女儿还是嫁给了“老男人”。他们没什么浪漫誓言，就是在战火里互相依靠着过活。 到了1950年代台湾的时候，吴健雄把手给她的时候，孙多慈在她手心写下“慈悲”两个字就哭了出来。有人说作者给了最狭隘的温暖想象却让人舍不得离开。 回头看这十年师生恋其实挺难的：如果真走到一起了说不定还更惨；那种残缺的美感才是后人永远都写不完的续集。所以《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注定没有句号——它只是给后来者留了个省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