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要从宣德五年说起，那会儿杨士奇这帮阁老联名保举了一位年轻的兵部主事。宣宗朱瞻基听完特别高兴，当场就提笔批示：“马上授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就这样被委以重任，成了地方的大员。他上任后骑快马过汜水、渡黄河，翻过太行山脉，一直走到云中这片地界，沿途走访百姓，发现哪里有问题马上改，哪里有好处马上办。短短几个月工夫，他就把两省的府县都跑了个遍。 到了第二年，太原遭遇大旱，地里的谷子麦子全都绝收；第三年黄河又决了口，开封八县全成了水国。宣德七年和八年这两年里，“连岁饥荒，人相食”的惨状随处可见。于谦先是奏请皇上免除赋税和马草，又督促各州县清查灾情、造册登记、按人口分发粮食；他还亲手创办了惠民药局，让那些靠挖草根、剥树皮活命的百姓也能吃上免费的汤药。 为了把“救急”变成“救久”，他琢磨出了一套“劝籴之法”：动员地方上的“义民”捐粮食出来，官府每年拨款买粮备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把粮食发下去给老百姓吃，等新麦登场的时候就停止发放。到了秋后百姓用新收获的粮食来抵斗数，如果实在还不起钱的就由官府代为偿还。这套“预备仓”的制度后来在全国都推广开了，老百姓都管他叫“召父社母”一样的好官。 灾荒还没彻底平定呢，朝廷的赋税和徭役却一年比一年沉重起来。于谦就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请求：“逃出去的老百姓只要回来复业的，免除一年的赋税和两年的差役。”他还规定地方官离职的时候必须把老百姓逃亡和复业的清单交出来对账，“数字对不上的不许接任新的官职”。这政策一实施下去，大片荒地又重新长出了青苗，社会局势也就慢慢稳住了。 大同那边的边务也是一团糟。当时大同屯军实行的是“三分守城、七分屯垦”的政策，可到了宣德末年的时候王府、太监还有将帅们合伙把屯田都给吞并了。士兵们虽然有地种却没有口粮吃，有身体却没有铠甲穿。于谦深入边地去核查情况，“丈量原来的屯田数目，全部都还给了屯军”。那些被私人役使的军士也都放回了卫所；他还奏请朝廷特批了一名巡按御史常驻大同去监督工作，“军政、钱粮、刑名这三项权力分开管”，这样一来边关的粮饷就不再被人层层克扣了。 从永乐年间以后商税一天比一天高。宣德的时候在济宁、淮安、徐州这些交通要道设立了钞关来收税，船只按大小征税大小不同的船都要交钱了小本经营者苦不堪言。于谦给皇上上了一道奏疏说：“每年税收不够五千贯的司局都给裁掉吧”，船料税也从六十贯减到了二十贯。 政策一实施下来河里的船只晚上渡行像织网一样络绎不绝晋商南来北往运货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正统元年六月于谦一口气提了十条改革建议比如减少驿站、省去狱卒、合并税局、清查兵器、审核官员等等“三杨”这帮大臣全都采纳了这些建议。 有人统计过光头两年就给老百姓节省了三百多万两银子。这些改革触动了镇守太监和不法将帅的利益宣德十年九月都督韩僖先捏造罪名户科给事中卜祯又以“错过期限”的理由弹劾他可于谦根本不理会这些还是埋头继续治理黄河修边墙督促粮食收成 正统四年（1439）按制度规定于谦该调回京城当左侍郎了可朝廷被他在这九年里干出的政绩打动了破例留任让他继续做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的活儿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拦住道路请求留下府县的官吏也联名推荐他继续留任 于谦接着在河南山西之间来回奔波农闲的时候修河道年底的时候巡视边防春耕的时候督促耕种为了防止藩王还有将帅借运送粮食的机会盘剥百姓他主张实行“钞折米”的新制度并明令各巡抚一到地方就收粮“不能留着不发” 民间还流传着一段关于铸犀镇河的故事据说为了镇住那条桀骜不驯的黄河于谦把铁匠们召集起来用铁水铸成了一只巨犀放在黄河岸边犀牛背上刻着“别让蛟龙骚扰我们的黎民百姓”虽然这只是个传说却寄托了老百姓对于谦能把洪水锁进堤岸的无限信任 九年时间过去了河南山西两省原本的荒地变成了桑树和麻田逃亡的人都回来了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天爷派来了恩人官员来拯救这两个地方”的歌谣至今还在太行山脉深处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