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时候，刘生良这些人就在西安南郊的破房子里给学生们上课，这门课让学生觉得特别亮堂。到现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已经坚持了整整四十年。学校不管怎么变，这支队伍的精神一直没改，“西部红烛 两代师表”的理念早就刻进了每个学生的心里。他们心里有个信念：什么都敢试，就为了做成一流的学问；国家需要什么，就往哪个方向钻；文化高峰在哪里，他们就要往哪里冲。不管是城里的砖还是路边的土，只要是古代的东西，他们就把课堂搬过去，论文写上去。 长安这块地盘上的文化历史多着呢，“一带一路”的起点也是在这儿。汉代的文学和《史记》这一块儿，他们拿新挖出来的东西去修正老书，让司马迁和班固写的文章又闪起了光。唐诗和长安文化这方面，他们把曲江流饮、大雁塔题名这些地方当成活地图，给学生讲解诗人是怎么受灵感启发的。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这些事儿，都被他们做成了地图展示出来，让大家看清古代是怎么互相帮忙的。秦腔和关中文化这门学问里，他们拿板胡拉一拉、嗓子吼一吼，让学生知道古代文学不光是字面上的学问，还是能唱能演的东西。老师经常说：我们守着这么多宝贝不研究不行。 教书的人就是学生的榜样。刘生良教授去新疆支援了十年，直接在戈壁滩上开课；柏俊才带着学生走遍了乾陵、大雁塔；左热古丽·乌斯曼这些公费师范生一毕业就跑到了海拔四千米的藏区。老师总是说：“大先生得有大格局、有担当。”这句话成了大家行动的指南。 七十八年过去了，从这儿走出去的学生满西北、满全国都是他们的身影。他们把“红烛之光”带回了家——有人给留守儿童讲《史记》的故事；有人把唐诗里的长安搬到舞台上；有人把秦腔录成短视频让外国人看。当左热古丽在毕业典礼上说“老师是用一颗心去唤醒另一颗心”的时候，全场掌声特别响。那是对过去的回答，也是对未来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