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在访谈中介绍反洗钱检察工作进展并指出，随着犯罪形态加速迭代、资金链条更趋隐蔽，反洗钱工作面临“手段更复杂、跨境更频繁、技术更隐蔽”的新特点。
围绕这一变化，检察机关将把打击重点进一步向虚拟货币洗钱、跨境洗钱、利用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等领域聚焦，同时把跨境涉案资产追缴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反洗钱工作向更高质量、更强实效迈进。
从“问题”看，洗钱犯罪正呈现链条化、专业化和跨境化趋势。
一些犯罪团伙借助多层账户分拆、虚假交易、第三方支付通道以及境内外账户接力转移资金，形成“快速转移—迅速提现—境外沉淀”的闭环；部分案件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匿名性与跨境流通便利性，通过“买币—混币—换链—提现”等方式切断资金溯源；还有案件依托地下钱庄及非法资金掮客，实施境内外对敲结算，掩盖资金真实来源与去向。
这些新型手段叠加上游犯罪高发，使反洗钱治理呈现长期性与复杂性。
从“原因”看，一方面，上游犯罪牟利性强、资金规模大，为洗钱活动提供了持续“供给”。
检察机关介绍，在反洗钱案件办理中持续聚焦金融、毒品、贪污贿赂、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高风险领域，优化打击结构。
目前，洗钱罪案件中，上游犯罪为金融、毒品、贪污贿赂类案件占比超过94%；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案件中，上游犯罪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类案件占比超过60%。
另一方面，资金转移方式不断“去中心化”，跨平台、跨地域、跨境流转降低了单一环节发现风险，增加了侦查取证和司法认定难度；同时，部分犯罪分子以“技术中立”“投资理财”等话术包装行为，诱导社会公众参与资金流转，客观上也扩大了风险外溢面。
从“影响”看，洗钱犯罪危害不仅在于帮助犯罪收益“洗白”，更在于对金融秩序、市场诚信与社会治理底线的冲击。
其一，洗钱活动通过虚假交易、资金空转等方式扰乱资金流向，增加金融机构合规压力与系统性风险隐患；其二，跨境洗钱与地下钱庄往往与跨境赌博、电诈等黑灰产交织，导致资金外流、涉案人员扩散，治理成本显著抬升；其三，若涉案资产追缴不及时、不充分，犯罪收益可能在境外沉淀，形成“犯罪得利—再投资犯罪”的循环，削弱打击效果与法治震慑。
从“对策”看，检察机关在总结阶段性成效基础上，明确以更强针对性提升治理质效。
数据显示，2025年1至11月，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顺延一年的部署，以洗钱罪起诉2308件2684人；结合打击跨境电诈、网络赌博等专项行动，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5.9万余件9.3万余人。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加强与监察机关协作配合，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推动起诉洗钱罪，强化对“以洗钱掩盖职务犯罪收益”的链条打击。
在追赃挽损方面，检察机关在指导跨境重点案件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洗钱线索，推动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程序化、制度化手段提升追逃追赃与资产追缴力度，力求实现“打财断血”、压缩犯罪生存空间。
从“前景”看，随着数字经济、跨境交易与支付方式持续演进，反洗钱工作将更加突出“全链条打击”和“跨境协同”两条主线。
一方面，针对虚拟货币洗钱、复杂洗钱结构等新型案件，需要进一步提升证据审查与金融数据分析能力，推动形成对资金流、交易流、人员流的综合研判机制；另一方面，跨境洗钱治理离不开跨部门、跨区域、跨司法协作的制度支撑，通过加强涉案资产处置与追缴衔接，提升对境外资产发现、冻结、返还的效率与可行性。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全国检察机关将继续把反洗钱作为维护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保持严惩态势，更加重视对复杂洗钱、地下钱庄、虚拟货币洗钱、跨境洗钱的针对性打击，并强化跨境资产追缴工作，推动反洗钱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重构的背景下，反洗钱斗争已上升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战略行动。
最高检的最新部署既是对犯罪形态演进的精准回应，亦彰显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决心。
这场攻坚战不仅需要法律利剑的锋芒，更呼唤技术创新与国际协作的双轮驱动，方能筑牢新时代的经济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