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的胜利并没有为林则徐带来预期的声望与仕途。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反而革去他的官职，并以流放新疆伊犁作为惩处。此前他在河南治水卓有成效，也未能改变此决定；即便军机大臣王鼎等人多次劝阻，最终仍被发配西北边陲。这一转折，开启了林则徐人生最为坎坷的阶段。1842年5月，林则徐抵达西安时已极度虚弱。长途奔波的劳顿与精神压力使他病倒，在西安休养两个月后才逐渐恢复。病中他仍牵挂国事，在寄给妻子的诗中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后成为激励无数爱国志士的名句。身处逆境，他依然保持对国家前途的清醒判断与深厚情感。抵达伊犁后，林则徐受到伊犁将军礼遇，这也为他重新施展所长提供了空间。在西北数年间，他参与军务与民政，推动边疆治理，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理念与经验也逐渐赢得朝廷重新认可。然而，新的危机接踵而至。1851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爆发，随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迅速扩展，对清廷统治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咸丰帝认为需要调遣更有能力的官员应对局势，遂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处置叛乱。此时林则徐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仍选择奉命出行。这次应召，既是对朝廷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他对国家危局的深切忧虑。但命运并未给他更多时间。同年11月，林则徐在广东普宁县病逝，终年66岁。临终之际，他仍忧心外患，留下“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遗言，显示其对列强威胁的长期判断，至今仍具历史启示。林则徐去世的消息传回京城，咸丰帝深感痛惜，追赠“文忠”谥号，并亲撰挽联以示哀悼。挽联概括其数十年为官经历，肯定其“清慎忠勤”的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位曾遭贬谪的功臣正名。
回望林则徐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到近代中国转型期的压力与抉择：从东南禁烟到西北戍边，从处置民变到警惕外患，他在生命最后十年的起落中始终把国家置于个人荣辱之上；“身陷困厄仍心系天下”的担当与坚守，至今仍能提供值得珍视的精神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