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肝癌临床治疗中存在一个长期困扰医学界的现象：同样接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的患者，术后肝功能恢复情况差异显著。
有的患者虽然栓塞范围广泛，肝功能损伤却相对轻微；有的患者栓塞范围较小，反而出现严重肝功能衰退。
这一临床矛盾长期缺乏科学解释。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微创介入科主任朱康顺教授团队近年来聚焦这一重大课题。
他们突破传统认知，将研究视角从单纯的栓塞效应和化疗药物毒性转向人体微生态系统，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肠道菌群失衡在TACE术后肝损伤中的关键作用机制。
这项原创性研究成果已于2025年10月发表在国际肝病学顶级期刊《肝脏病学杂志》上，该期刊为中科院医学及肝病学双一区期刊，影响因子达33.0。
长期临床观察激发科研思考。
朱康顺教授指出，传统医学理论将TACE术后肝损伤的原因归结为两点：栓塞引起的局部缺血坏死和化疗药物对正常肝组织的直接毒性作用。
但团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这些因素无法完全解释患者肝功能恢复的巨大差异。
基于对肠肝循环理论的深入思考，研究人员提出了新的假设：肠道微生态的健康状况可能成为影响术后肝功能恢复的隐性决定因素。
肝脏作为人体的"代谢枢纽"和肠道吸收营养与毒素后的"第一处理站"，与肠道存在着复杂的生理联系。
既往医学研究已证实，肝硬化患者的肝性脑病与肠道菌群失衡密切相关，脂肪肝等其他肝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也与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紊乱存在关联。
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朱康顺教授团队决定系统探索肠道菌群与TACE术后肝损伤的内在联系。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团队进行了大规模的临床样本收集与分析工作。
他们收集了上千份肝癌患者的粪便样本，运用宏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前沿技术手段，对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物种分布及其代谢产物进行了系统解析。
结果发现，患者TACE术后的肝功能恢复情况及远期预后与其肠道菌群的构成特征及代谢状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研究团队锁定了两个关键发现：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远期生存预后更佳的患者，其肠道内一种名为"罗伏氏乳杆菌"的益生菌含量及其关键代谢产物"吲哚-3-乳酸"的分泌水平均呈现较高丰度。
反之，这两种物质水平偏低的患者往往面临更严重的术后肝损伤和更差的远期预后。
这一发现为精准干预奠定了基础。
为深入阐明菌群代谢产物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团队面临了技术上的重大挑战。
他们需要建立能够客观模拟人体TACE介入手术的动物模型。
常规实验小鼠因血管直径过细，难以稳定进行介入操作。
经过多次探索，团队最终在大鼠模型上取得突破，通过尾动脉手术路径，使用超细微导管超选择至肝动脉进行局部介入栓塞化疗，成功构建了高度模拟人体手术过程的TACE动物模型。
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人员进一步证实了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在术后肝脏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益生菌含量特别低的患者在接受TACE后，肝功能受损往往呈现更为严重的趋势。
这一发现为临床干预指明了方向。
该研究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它从微生态调节的角度为肝癌患者的个体化保护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传统的TACE术后管理主要集中在肝功能支持和药物保护上，而这项研究提示，通过针对性地调理肠道菌群、补充特定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有望显著改善患者术后肝功能恢复，进而提高远期生存质量。
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为后续临床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研究团队正在推进相关临床转化工作，探索将肠道菌群调控策略纳入肝癌TACE围手术期肝脏保护的规范化治疗体系。
这标志着肝癌介入治疗正在从单纯的局部肿瘤控制向整体健康管理转变，体现了现代精准医学的发展方向。
从临床困惑出发、回到临床问题作答，是医学创新的底色。
将肠道菌群稳态纳入TACE术后肝损伤的解释框架，不仅为理解患者恢复差异提供了更完整的“系统视角”，也提示肝癌治疗需要在“肿瘤控制”与“器官功能保护”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
面向未来，唯有在严谨证据基础上把新机制转化为可复制、可评估、可推广的诊疗路径，才能让更多患者在获得治疗机会的同时，拥有更稳的肝功能支撑与更长的生存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