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60余国的外交官与学者围绕传统安全议题展开讨论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庆珠将矛头指向联合国机制的结构性问题，引发会场关注。 她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权力与规则的不匹配。陈庆珠指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在实践中逐渐被当作“强权工具”，一旦冲突牵涉大国利益，联合国便容易陷入“制度性瘫痪”。她以乌克兰危机等案例为例，认为这种运作方式正向中小国家释放“实力决定话语权”的错误信号。 这种困境折射出二战后秩序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张力。否决权作为雅尔塔体系的遗产，原本是大国相互制衡的安全阀，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其“维护稳定”的初衷逐步被“阻碍改革”的结果所取代。数据显示，1945年至2022年间五大国共使用否决权295次，且近十年使用频率反而上升32%，机制僵化趋势更加明显。 影响已不止于程序争议，而是直接冲击多边主义的基础。分析人士指出，叙利亚化武调查、巴以停火安排等议题多次遭否决，联合国权威受损的同时，中小国家的参与感与信心也在下降。陈庆珠提出以“多数决策”替代否决权的设想虽理想化，但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关切——在气候变化、反恐等跨国议题上，193个会员国的共同利益不应长期受制于5个国家的特权安排。 改革路径仍面临明显阻力。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取消否决权涉及修改《联合国宪章》，必须获得包括五常在内的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现实操作难度极高。相较之下，更具可行性的可能是循序推进的改革思路，例如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否决权设定更明确的适用边界或“负面清单”等过渡性安排。 值得关注的是，陈庆珠对美国地位的表述较为审慎。她既不完全接受“单极霸权”的定性，也承认国际力量差距客观存在。这种措辞反映了小国外交的平衡：既不回避实力政治现实，又遵循多边主义原则立场。她的观点也与中方学者强调的“反对丛林法则”形成呼应，共同指向国际秩序改革的紧迫性。
联合国改革的难点在于，它不仅是制度设计问题，也牵涉信任与责任分配。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不是简单比较“谁更强”，而是回答“强者如何受规则约束、弱者如何获得稳定的安全预期”。在分歧与竞争上升的背景下，坚持对话协商、推动机制完善、扩大责任共担，仍是减少冲突、维护稳定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