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认定难、奔波多”双重痛点。
彭某在接受岗前培训后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因未订立劳动合同，在配送过程中发生单车事故致左小腿膝盖骨折。
其向属地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时，因劳动关系难以确认而受阻。
类似情形在平台用工、站点管理、外包派遣等多层结构中并不少见：劳动者在受伤后首先遭遇的往往不是赔付程序，而是“我是谁的员工”这一前置门槛。
原因——用工链条分散与证据留存薄弱叠加，放大维权成本。
一方面，站点运营与公司主体、业务外包与实际管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劳动者对用工主体、管理关系的识别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未签合同导致权利义务缺少书面载体，关键证据更多散落在培训通知、聊天记录、考勤安排、派单规则等碎片化材料中，取证难度高、时效性强。
加之企业跨地区经营，仲裁、诉讼可能发生管辖转换，劳动者面临异地奔波、时间拉长、成本上升的现实压力。
影响——个案背后折射的是制度衔接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检验。
若劳动关系长期难以确认，不仅影响工伤保险救济的启动，也容易引发劳动者因经济压力被迫放弃权利，进而造成社会风险隐患。
同时，跨省争议的增多对法律援助机构协同、材料转交、律师指派与调解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此次案例显示，公共法律服务若能在关键节点实现“不断档”，将显著提升维权效率与公信力，推动纠纷实质性化解。
对策——以证据链思维破解认定难，以协作机制降低跨域成本。
接到求助后，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启动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指派援助律师核实情况并形成办案方案。
援助律师围绕“管理与从属性”核心要件，系统收集彭某与站点管理人员的沟通记录、上岗培训通知、入职申请表等材料，构建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并于2023年1月代理申请劳动仲裁。
经举证与审理，相关机构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后续救济奠定基础。
在企业不服裁决并于2024年1月向重庆市渝中区法院提起诉讼后，案件进入异地程序。
依据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管辖应由重庆渝中法律援助机构承担。
为避免当事人跨省往返、重复提交材料，成都与重庆两地法援机构依托协作机制主动对接，实现异地申请、材料移送与律师承办的顺畅衔接。
最终在承办律师推动下，双方通过调解达成一致：企业一次性向彭某支付10万元补偿，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前景——跨区域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将成为劳动纠纷治理的重要支撑。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企业跨域经营更加频繁，劳动争议的“空间跨度”将进一步扩大。
对此，持续完善法援协作机制、统一材料标准、强化数字化流转、建立跨域调解联动，将有助于把维权成本降到最低，把纠纷化解在前端。
同时，围绕新就业形态用工特征，推动企业依法用工、规范培训与管理记录留存，强化工伤预防与保险覆盖，才能从源头减少“无合同、难认定”的纠纷增量。
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不仅为一名受伤的外卖骑手争取到了应有的补偿，更重要的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在新就业形态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已成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前提。
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和区域协作机制的建立，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维权途径。
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发展，加强跨域协作，让更多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劳动者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