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程时——钱穆先生指出——实利主义与模仿主义如同一对并生的病灶，长期影响教育体系的健康成长。晚清洋务运动期间，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机构相继设立，虽开启了现代教育的先声，却把人才培养过于集中在翻译、军事等实用领域，暴露出教育设计者对国家发展需求理解上的偏狭。更分析可见，这种倾向与当时的历史处境密切有关。鸦片战争后，西方冲击骤然加剧，救亡图存的压力使教育决策者往往把“师夷长技”简化为技术层面的模仿。民国初年教育范围虽扩展到政法、经济等领域，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人文社科发展，但整体上仍未跳出“西学为用”的路径依赖。据钱穆观察，20世纪30年代高校报考中，工科人数远超理科；经济学课程偏重实务；哲学、文学领域的西学比重高达80%。这些现象折射出教育价值取向上的深层偏差。 这种失衡的教育生态已带来明显后果：一上，过度强调技能与应用，挤压基础学科研究空间，使创新缺乏稳定的源头支持；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机械借鉴，拖慢了本土学术体系的形成。钱穆尤其提醒，当青年普遍轻视本国文哲传统时，文化传承可能出现断裂风险，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此隐忧更需要正视。 为破解困局，钱穆提出“国家教育”的思路。其要义是建立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教育体系：既避免急功近利的人才培养，也克服盲目崇外的学习方式。具体而言，应重新校准教育目标，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同时，更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知识生产体系。 在全球知识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钱穆的警示更显现实意义。随着“新文科”建设等改革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调整发展方向。但要真正扭转积弊，仍需从教育理念、评价机制等层面持续深化改革，尤其要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强化自主意识。这既是回应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也是迈向教育强国必须走的路径。
钱穆所警示的，并非“求用”与“借鉴”本身，而是以功利取代理想、以照搬代替创造所造成的结构性偏差。教育的价值，不只在于培养可用之才，更在于形成可久之道。回到“国家教育”的视野，以整体规划明确方向，以根本精神把握尺度，才能让教育真正成为国家长治久安与文明延续发展的深层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