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把握好经济增长与减排降碳的关系，确保我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夯实基础，是“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的核心课题。
随着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以及部分行业扩张冲动仍存，降碳既需要硬约束，也需要形成可操作、可检验的制度体系。
原因：一方面，我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明确承诺，并发布应对气候变化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双碳”既是履约需要，也是提升发展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传统以能耗为主的管理方式更侧重“用多少能源”，难以全面反映“排了多少碳”，对能源结构差异、工艺路径差异的识别不够精细，亟需以碳排放为核心指标进行更精准治理。
影响：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污染控制实验室主任魏源送认为，这一目标与路径为阶段性任务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有利于在保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同时，推动重点领域更有序地完成减排任务，为后续迈向碳中和创造条件。
对策：在制度设计上，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并从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同大学煤基生态碳汇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赵建国认为，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管理重心由能源“数量”进一步延伸到排放“结果”，能够更准确地引导全流程使用清洁能源、倒逼化石能源消费约束，也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减排提供抓手。
与此同时，如何把“双控”从制度框架落到可执行的技术规则和监管体系，是实践中的关键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谷树忠指出，碳排放总量定额是否科学、剩余量如何交易、数据监测如何做到准确可靠，都是需要重点破解的难点。
规划纲要草案对科学分解“双控”目标、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以及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等作出部署，有助于推动核算方法统一、标准体系健全、监管闭环形成，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与约束力。
在重点领域减排方面，规划纲要草案强调推动节能降碳，提出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等举措。
谷树忠认为，依靠降碳减碳拓展行业自身生存与发展空间正逐步成为共识，上述政策安排有助于引导企业把减排要求转化为技术改造和管理升级的内在动力，避免盲目抢上高排放项目、片面追求短期扩张等倾向。
前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已具备一定基础。
当前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相关指标持续改善为能源系统深度转型提供支撑。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下一阶段应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强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协同发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快优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随着碳排放统计核算、产品碳足迹标准与市场化交易机制进一步完善，绿色低碳将从“政策要求”加快转变为“市场选择”和“竞争优势”。
从承诺到行动，从目标到制度，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路径日益清晰。
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新阶段。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责任，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探索可行路径。
如期实现碳达峰，不仅关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达成,更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