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亚太能否继续扮演世界增长“压舱石”——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当前——贸易和投资壁垒更加隐蔽，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加快，地缘政治影响外溢，叠加部分经济体内顾倾向上升，区域合作面临更大外部压力。作为亚太层级最高、覆盖领域最广的重要经济合作平台，亚太经合组织如何多元诉求中凝聚最大公约数、为区域合作注入新动力，成为本届博鳌论坛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原因——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挑战既来自外部环境变化，也与机制自身特点有关。一上，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切换，传统贸易增速放缓，新技术革命重塑产业格局，部分经济体结构调整压力下更强调“安全优先”，政策分化加剧。另一上，亚太经合组织坚持开放区域主义与自愿合作原则，强调灵活务实、包容多元，有利于差异中促合作，但也意味着成果多以共识和行动计划呈现，约束力有限，推进更依赖成员政治意愿与执行力度。因此，如何把共识转化为可持续、可衡量的合作项目，成为“重振”的关键。 影响——多重不确定性叠加，将直接影响亚太经济体增长预期与企业信心。博鳌论坛期间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报告指出，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回潮下，区域化、多元化正成为现实选择。若开放合作受阻，亚太在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和市场联通上的优势将被削弱，进而影响就业与民生改善；反之，若能更高水平推进一体化与互联互通，亚太仍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体系与持续创新能力，形成更具韧性的增长结构，并为全球经济提供更稳定的预期。 对策——与会嘉宾提出，重振亚太经合组织应坚持“合作可达成、成果可落地”，重点从三上发力。 其一，以开放合作对冲分化风险，夯实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基础议程。在当前环境下，更需要通过对话协商增信释疑，减少误判与摩擦，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作为稳定预期的重要抓手。 其二，以“互操作性”为牵引推进规则对接与机制协同。多方认为，亚太经合组织应在标准衔接、监管互认、数字贸易、通关便利化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合作安排的协调联动，形成“可组合”的政策工具箱，提高政策一致性与执行效率。 其三，以新兴产业合作培育增长新动能。面对产业变革窗口期，亚太需要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应用、先进制造、供应链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通过共建平台、共享最佳实践、促进中小企业参与等方式，扩大创新扩散效应，打造更多面向未来的增长点。 前景——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深圳举行。多位与会人士期待中国再次担任东道主，认为这将为各方在关键议题上凝聚共识、推出更可见的合作成果提供契机。回顾亚太经合组织三十余年发展，其生命力在于“承认差异、照顾关切、循序推进”的合作方式。面向未来，若能在开放承诺、务实项目与制度创新之间形成更强合力，亚太经合组织仍有望在复杂环境中发挥对话、行动与合作的平台作用，为建设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亚太共同体提供持续支撑。
从1991年《汉城宣言》提出“亚太共同体”愿景，到如今21个成员共商后疫情时代发展议题，APEC的演进轨迹折射出“和而不同”的理念。正如博鳌会场展示的海南黄花梨木雕——纹理各异却能拼合成整体，亚太合作的关键或许在于：在承认差异中寻找公约数，在务实合作中培育新动能。随着深圳APEC会议临近，世界期待这个拥有全球38%人口的区域再次证明，开放包容仍是应对变局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