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朝阳区绿化局拿出9家公园来做实验，给它们找了7个“社会园长”。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郝培尧副教授指出，很多市民对家门口的公园特别有归属感，改造的时候总爱主动出主意，这正是“市民园长”能落地的群众基础。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和日坛公园的负责人张宏涛、路宇都提到，园长要能听游客说啥、协调场地、解决矛盾。这个模式并不新鲜，南昌、福州和青岛等地早就干过，但北京这次把它纳入了市级政策，显得更系统更有代表性。 这种做法就是让市民来做公园的“润滑剂”，给官方管理帮把手。北京这一次提出的若干措施明确表示要试点“市民园长”，这其实是让公共服务从单干变成大家一起干。数据显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两名园长上任后提了15条建议，倡导文明游园35次，还查出了20多处安全隐患。为了鼓励大家热心参与，“市民园长”是不发钱的公益岗位，全凭大家对社会责任的那份热情。 南昌、福州、青岛等地的探索经验表明，只有把公园和市民的双向沟通渠道打通，治理才会更到位。不过郝培尧也提醒，目前的退出机制还不够细，权责边界也不清晰，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慢慢完善。张宏涛举了个例子：一个是退休的绿化工人，另一个是住在附近的网红。前者靠专业知识给出养护建议，后者用游客的眼光发现卫生死角和不文明行为。 虽然没工资拿，但很多人还是愿意干。这些热心肠的人平时就爱到园子里转悠巡视。郝培尧觉得这个机制能让决策更贴近老百姓的心坎儿。这其实是个很细的活儿：巡视园区、引导游客、搜集意见、排查隐患。7名“社会园长”就把这个活儿干得挺好。 这就像一块试金石，反映出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深层转变。从“管理者说了算”变成了“市民一起商量着来”。路宇和张宏涛介绍说，日坛公园现在就有了7名“社会园长”。这种模式不光是公园管理方式的创新，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一次小实践。 虽然路宇和张宏涛都夸这招好使，但郝培尧也指出了问题：怎么保证提的建议真落实？怎么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怎么防止角色越界？这几个问题都需要以后慢慢摸索解决办法。 从日坛公园副园长路宇的介绍来看，这些“社会园长”现在正在园子里巡山走水。他们干的活儿挺杂：协调活动场地、调解游客纠纷、给官方提意见、排查安全隐患等等。这其实是把老百姓的智慧转化成了一种制度的力量。 最后还是要靠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探索：怎样把这种热情变成可以长久用下去的规矩？未来如果把这个机制做得更好的话，“市民园长”或许还能在更多领域里发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