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流动加速的语境下，中国文学如何既保持自身文化立场与审美辨识度，又能有效进入世界叙事、形成可对话的表达，是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
以城市经验与空间书写见长的作家徐则臣，沉淀十五年推出《域外故事集》，以跨越美国、德国、智利、印度等九个国家的故事空间回应这一命题。
研讨会现场，多位作家与学者指出，作品并非简单“异域风情”的展示，而是通过人物在域外生活的细部经验，追问“我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并在异地情境中重新辨认与中国相关的记忆与价值坐标。
原因——与会人士认为，《域外故事集》的写作动因与时代变化密切相关。
一方面，人员跨境流动、信息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个体身份呈现多重叠加与不断协商的状态，“地方性”不再等同于固定的出生地或居住地，而成为一种在移动中被反复确认、甚至被重新命名的经验。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在不断拓宽题材边界的同时，也面临叙事方式更新的压力：如何在世界经验中保持叙事从容与思想密度，避免被宏大概念替代真实生活。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何向阳从“地方性写作”切入指出，作品以“在地球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的核心叙事塑造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新游民”形象——人物身处异国却持续与中国相遇，其“在地性”转为一种流动、待考的身份标签，形成“远方与地方”之间的张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则强调，作家“到世界去”不仅是物理迁移，更是一种带着自信与文化底蕴的再相遇：作品完成了从更偏私人经验的“情感地理”向更具公共意义的“文化地理”的扩展，呈现中国作家以主体性视角观照世界的能力。
影响——研讨会认为，《域外故事集》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在叙事态度上，作品以平等、克制而不疏离的方式呈现域外生活，避免以猎奇心态审视“他者”，也不以自我中心遮蔽复杂现实，从而为跨文化叙事提供了更具可持续性的伦理与美学路径。
其二，在文体策略上，作品弱化传统情节推进与强戏剧冲突，更重视“瞬间相遇”所折射的文化光泽与人性深度，让日常经验成为思想生长的入口。
其三，在文学版图上，十篇小说以游历为底色构建跨国空间，但落点并非地理罗列，而是对身份、记忆与归属的持续追问，推动“地方性写作”从单一地域叙事走向更开放的世界结构，拓展了中国小说如何处理“在地”与“漂移”的方法论。
对策——与会出版与评论界人士提出，要推动此类作品更有效触达读者、形成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还需在出版传播与学术研究层面形成合力。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表示，作品从《北上》的地理穿越延伸至《域外故事集》对身份与归属的叩问，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相连，体现了中国作家观照世界的叙事力量。
面向未来，应在多语种译介、跨形态传播等方面探索更丰富路径，使植根中国而面向世界的文本在更大范围内被理解、被讨论，并进一步转化为持续的文化影响力。
评论界也建议，加强对“流动时代”文学经验的理论梳理，在具体文本分析中建立更精细的概念工具，避免将复杂经验简化为标签化判断，同时鼓励青年研究者在比较视野中讨论中国叙事的独特贡献。
前景——综合与会观点可以看到，全球化并未削弱“地方”的意义，反而使“地方”以更复杂的方式回到文学中心：它既是记忆的容器，也是身份协商的场域，更是文化对话的起点。
《域外故事集》提供的启示在于，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不必依赖外在噱头或概念包装，而可依靠扎实的生活观察、稳定的叙事气质与更具穿透力的价值追问。
当中国作家以从容姿态把个体经验放进世界坐标系，世界经验也就有可能反过来照亮“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精神结构。
可以预见，随着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此类兼具在地根性与世界视野的创作，将在当代文学中拥有更广阔的讨论空间，并推动中国叙事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形成更清晰的辨识度。
《域外故事集》的创作与研讨，不仅是个体作家的艺术突破，更是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寻找自身坐标的生动缩影。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跨越地理边界，如何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时实现创造性转化，将成为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命题。
这部作品提供的思考，或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开辟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