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自然融资体系正遭遇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26年自然融资状况报告》中指出，2023年全球流向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资金规模达7.3万亿美元，约为生态保护类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33倍。这种“重破坏、轻修复”的资金流向，与《里约公约》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形成明显冲突。继续分析显示，公共财政在自然损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7.3万亿美元有害融资中，政府补贴约2.4万亿美元，主要投向化石能源、高污染农业和不可持续的水资源开发；私营部门约4.9万亿美元则集中在公用事业、重工业和基础材料等领域。与此相对，生态保护投资中公共资金占比接近90%，私营资本参与不足5%，反映出市场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明显缺口。 这种失衡已带来多重后果。其一，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远超自然恢复能力，全球近百万物种面临灭绝风险；其二，气候危机与生态退化相互叠加，202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更长期的影响在于，现有融资模式正在消耗未来的生态资本。测算显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流失约5万亿至7万亿美元。 为应对这个局面，报告提出分阶段的系统性方案：短期重点改革扭曲性补贴，将至少1.2万亿美元公共资金转向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等方向；中期建立自然风险披露制度，要求金融机构评估投资项目的生态足迹；长期培育高诚信碳汇市场，并发展“债务换自然”等创新金融工具。报告同时强调性别平等与社区参与，要求所有NbS项目至少预留15%的资金用于原住民权益保障。 展望未来，自然经济转型面临三项关键节点：2025年前完成有害补贴清查，2030年实现NbS投资翻番，2040年建立较完整的自然资产定价体系。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可能拖慢进度，但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已突破2万亿美元，显示资本结构正在出现调整迹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光伏、风电等领域的领先优势，或将为全球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自然并非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而是生产与生活体系运转所依赖的基础资产；报告揭示的“自然赤字”，实质是资金流向与发展方式之间的深层错位。把更多资源从“损害自然”转向“修复自然”——不仅是生态责任——也是提升韧性、孕育新产业并稳定长期预期的现实选择。推动自然融资转型，需要政策、市场与社会形成合力，让资本流向更好反映自然价值，才能为可持续发展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