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广西梧州发生一起震动民国政坛的暗杀事件。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的抗日志士王亚樵，在临时寓所内遭军统特务伏击身亡。这位曾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并多次策划针对汪精卫等汉奸暗杀行动的传奇人物，最终死于身边人的出卖。 据史料记载，此次行动由军统高级特工陈质平策划并组织实施。军统为抓捕王亚樵，悬赏已高达百万大洋，却长期无果。陈质平随即改变思路，在香港锁定并策反了王亚樵心腹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彼时，余立奎因参与抗日活动被关押在南京监狱，余婉君携子滞留香港，生活拮据。 军统向余婉君许诺：若协助抓捕王亚樵，可换取释放其夫，并支付十万大洋酬金。在利益驱动下，余婉君最终答应配合。她以投奔为名赴梧州，取得王亚樵信任后，于1936年10月20日晚将其引至预定地点。埋伏的军统特务先以生石灰迷其双眼，随后将王亚樵乱刀杀害。 这起暗杀背后，是当时盘根错节的政治现实。王亚樵虽遭国民政府通缉，但其抗日行动在民间颇具声望。他曾策划多起针对日本侵略者与汉奸的行动，包括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等。对应的行动争议不小，却在民族危机加深之际获得不少支持。 有观点认为，王亚樵之死意味着民国时期部分民间抗日力量遭受重挫。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各方对抗日力量的立场并不一致；国民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置王亚樵这类“体制外”抗日力量，也存在明显分歧。 从历史视角看，此事折射出几层问题：其一，国民政府内部在抗日策略上的分歧；其二，情报系统运作的冷酷与高压；其三，乱世环境下个人命运的脆弱与多变。王亚樵作为兼具传奇色彩与争议身份的人物，其遇害方式也引发了后人对当时法治与政治生态的反思。
王亚樵梧州遇害的悲剧提醒人们：动荡年代里，情义既能凝聚人心，也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突破口。安全感并不只取决于藏身之处或个人勇武，更在于对人性弱点的警惕、对风险的制度化防范。历史的残酷常不在于正面交锋的胜负，而在于一个被忽略的细节，足以改写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