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城市竞争规则；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与过去更多依赖土地、资本、劳动力扩张不同，未来增长更取决于高水平人才、关键技术、数据资源与产业生态的协同配置。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既拥有制造业基础、商贸传统与开放平台等优势，也面临新兴产业集聚不够、创新资源转化效率仍需提升等挑战。如何在新赛道抢占先机、稳住“第一梯队”，成为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原因：大会发言环节中，王桢桢以经济学视角回溯广州发展路径，指出城市在关键转折点“敢闯敢试”，往往是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广州通过多项制度创新与市场化探索，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形成示范效应并实现能级跃升。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全球产业组织方式与技术范式加速变化，过去的成功经验在一定阶段可能转化为思维定势与资源配置惯性，带来“路径依赖”。在人工智能时代，若仍以传统比较优势参与竞争，容易错失窗口期；一旦错过关键节点，政策、资本与人才的集聚效应会深入放大差距。 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人工智能产业链覆盖基础算力、算法模型、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与行业解决方案——带动效应强、外溢性大——对制造业升级、城市治理现代化、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具有明显推动作用。对广州而言，若能抓住产业化落地和规模应用的先发机会，不仅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点、提升产业附加值，也将增强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带动创新创业活跃度与企业竞争力提升；反之，若长期观望，可能在新质生产力布局上被动跟随，优质项目、头部企业和高端人才更易向生态更完善的地区集中，进而影响广州在国家创新版图中的位势与话语权。 对策：围绕“敢闯创新‘无人区’”这个核心主张，发言提出从要素供给与制度环境两端同步发力，形成“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人才有感”政策组合。 一是夯实关键生产要素支撑，突出“人才、技术、数据”三大重点。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在引进、培养、使用、服务全链条提升精准度与获得感，优化科研人员与工程师队伍结构，支持青年人才担纲领题，形成“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生态。同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协同机制，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原型到产品的周期。围绕数据要素，探索合规高效的流通利用机制，促进数据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以高质量数据供给带动模型训练、应用创新和产业升级。 二是以制度创新提升配置效率，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言强调“破局在有为政府”，关键在于以更高标准、更优流程提供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策可预期性与执行一致性，让企业把更多精力投入研发和市场开拓。同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支持成熟企业在产业链中稳定投入、扩大应用，也为初创企业提供试错空间和公平竞争环境，通过场景开放、应用牵引、投融资支持等方式，让创新者“拿得到资源、推得动产品、跑得出规模”。 三是以场景牵引带动产业聚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应用落地与效率提升上。广州在先进制造、商贸物流、医疗健康、城市治理等领域场景丰富，应加快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应用，推动“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以场景开放促进技术迭代和企业成长，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与生态平台。 前景：面向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将呈现技术迭代快、产业扩散广、竞争门槛高等特点，城市竞争将更集中在创新生态的完整度、制度供给的效率与要素集聚的强度上。广州若能在关键领域加快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应用落地—产业集群”闭环，并在体制机制创新、人才政策、数据要素配置与场景开放上持续突破，有望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抢占主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综合实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更强支撑。
从改革开放前沿到新时代创新高地，广州的发展历程说明：只有顺势而为、持续创新，才能保持领先；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变革，这座千年商都正站在新的起点。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仅关乎城市未来——也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探索。正如发言所强调的，保持“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或许正是广州续写新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