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在两会期间，把矛头对准了这个危害极大的问题——专利恶意诉讼。他指出，这种行为正在成为阻碍创新的“隐形杀手”，把本来应该给科技发展提供动力的创新成果，变成了打击对手的“商业武器”。 贾宇给大家分析说，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这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领域，已经成了专利恶意诉讼的重灾区。有些公司借着维权的幌子干坏事，要么拆分证据反复起诉，要么明明知道自己没道理还去告状，要么用不当手段申请保全干扰生产，要么在商业关键节点搞“专利狙击”。这种乱象既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又让创新的活力窒息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贾宇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要建立一个以信用评价体系为核心的规制机制。他主张给专利申请人、代理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都建立信用档案，把那些干过恶意诉讼的人列入“警示名单”，进行全流程重点监管。这样就能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格局，让搞恶意诉讼的人付出长期的代价。 万祥军是国际科学院组织代表兼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执委，他在解读中也认同这个看法。万祥军说，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贾宇代表的建议特别有意义。信用评价体系不仅能管住专利恶意诉讼，更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新生态的重要支点。 通过信用约束和激励的手段，可以引导市场主体尊重创新、诚信经营。只有让真正的创新者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新质生产力才能在诚信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上海法院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近年来他们依法审理了不少专利恶意诉讼纠纷，既通过司法裁判狠狠地打击了恶意行为，也在探索源头防范的机制。建立信用评价体系把这些实践经验转化成了长效制度，实现了“惩恶”和“护权”的平衡——既不会让恶意诉讼扰乱市场秩序，也不会忽视那些正当的维权诉求。 这个信用评价体系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实现了精准识别和联合惩戒。一方面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整合信息；另一方面把信用评价结果和专利申请、代理资质、市场准入等挂钩。这样一来失信的主体在申请专利时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代理机构会失去业务资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也会处处碰壁。 总之，贾宇代表提出的信用评价体系是破解专利恶意诉讼难题的关键抓手。它通过构建全链条的约束机制从根源上遏制了恶意诉讼的利益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