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正从“达标排放”走向“系统健康”。
在部分地区，水体富营养化、底泥内源释放、栖息地退化等问题相互交织，单靠末端治污或短期工程措施，往往容易出现水质反复、生态功能弱化等情况。
如何让水体“治得好、稳得住、管得久”，成为水环境治理进入深水区后的共同课题。
问题在水里，答案也在水里。
记者在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上海海洋大学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看到，科研人员把研究场景前移到塘口、河边和湿地，通过生态修复重建水体自我调节机制。
基地内，水草随波摇曳、鱼群穿梭，自动收集垃圾船在水面巡航作业，呈现出“水清、岸绿、景美”的治理成效。
团队负责人王丽卿教授表示，水生态治理的核心是让系统恢复健康循环，通过科学配置水生植物、微生物与水生动物群落，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实现从“治水”到“养水”的转变。
从原因看，水体退化往往并非单一因素所致：一方面，城市化和产业活动带来的营养盐输入增多，推动藻类异常繁殖；另一方面，水体连通性下降、栖息地破碎化，削弱了水生植物的稳定作用；同时，传统治理强调“控源截污”和“换水冲刷”，对水体内部生态结构重建投入不足，导致水体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平衡。
对此，团队强调“向自然学习”，以生态修复作为系统性方案，将水域视作生命共同体来诊断、调理和维护。
在技术路径上，团队把水生植物作为关键抓手。
王丽卿介绍，矮生苦草是用于治水的“主力军”之一，经过持续选育实现快速增殖，能够在水下形成稳定覆盖，为水体提供固氮吸磷、抑制藻类、稳定底泥等生态服务。
同时，基地还培育多种水生植物以及大型蚤、工具鱼等生物“伙伴”，通过食物链调控与栖息地恢复，提升系统抗冲击能力。
与单点治理相比，这种做法更强调“群落构建”和“功能叠加”，目标是让水体自己“会变好”。
治理成效在多个城市场景中得到验证。
在闵行体育公园，水生植物不仅改善了景观与水质，还成为青少年科普教育的实践课堂；在“上海之鱼”等区域，团队通过系统性修复打造“水下森林”，并形成可持续的净水补给能力，增强周边河道水环境稳定性；在沙田湖养殖场，团队创新应用“光催化+人工湿地”组合技术，将养殖废水转化为可回用的生态活水，为水产养殖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
统计显示，团队累计修复水域面积近90平方公里，为长周期、低扰动的水生态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
影响不仅体现在水清岸绿，更体现在治理理念和成本结构的变化。
过去，不少地方治理投入大、维护成本高，部分项目还面临“治后管护难”的压力。
该团队在基地探索水草养护全流程管理：收割的水草分级分类利用，一部分转化为草食性鱼类及其他水产品养殖饲料，另一部分通过堆肥、发酵等工艺制成有机肥，服务果树与蔬菜种植，实现“废弃物”向“资源要素”的转化。
由此，水生态治理从单纯环保投入延伸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有助于降低长期运维成本，提升治理可持续性。
对策层面，团队将“工程化可实施”作为重要原则，推动治理从经验走向标准化、装备化。
王丽卿介绍，团队自主研发割草船、清洁船、水草包草机、智能运维船、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等装备，实现手机端一键作业，提升效率并减少对水体的扰动。
与此同时，团队已形成多项专利与集成技术，并参与行业标准编制，推动生态修复从“个案成功”走向“可复制推广”。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水环境治理进入精细化管理阶段，智能化运维与在线监测将成为提升治理质量与稳定性的关键变量。
前景判断上，水生态治理的重点将从“阶段性见效”转向“长期稳定”，从“点上整治”转向“流域统筹”，从“单一水质指标”转向“生态功能整体提升”。
在“双碳”目标与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生态修复与资源化利用、智能化运维的组合，有望成为城市水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向。
但也需要看到，不同河湖库塘湿地的水文条件与功能定位差异明显，治理方案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系统评估和长期管护，避免“一种模式套用所有水体”。
同时，应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科研、产业与基层管理形成闭环，真正实现“治水—管水—用水”相互促进。
王丽卿教授团队的成功实践表明，生态治理不是简单的工程问题，而是需要科学、智慧和耐心的系统工程。
他们用20多年的坚持，证明了向大自然学习、遵循自然规律的治理方式是可行的、有效的。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将科技创新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将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相融合的探索，为我国水生态保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随着更多类似的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条绿色、安全、高效的水生态治理之路正在逐步形成，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