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东亚宗藩体系下，琉球王国对日本江户幕府的朝贡活动形成独特制度安排。1818年至1832年间多份外交文书记载显示，以毛维新（东风平亲方安度）为代表的副使群体实际主导着朝贡事务的推进。 历史资料表明，正使人选通常由王室近支或高阶贵族担任，其核心职责限于递交国书、参与典礼等礼仪性活动。1827年尚育王派遣的谢恩使团中，正使郑克新仅负责向幕府呈递退位许可谢恩文书，而副使毛维新同期还须完成三项实质性任务：监督鹿儿岛琉球馆运作、向萨摩藩汇报中国朝贡进展、协调隐居仪式对应的文书工作。 这种职权划分源于多重历史因素。首先，琉球作为同时向中日朝贡的"两属"政权，需在形式上维持对等外交礼仪；其次，萨摩藩1609年入侵后确立的实际控制权，要求琉球必须配备熟悉日本政务的实务官员；再者，江户幕府为避免直接介入中琉关系，更倾向通过副使渠道处理具体事务。 现存于冲绳县立档案馆的《年头使职制簿》显示，副使平均每年需处理87项行政文书，涉及贡物清点、人员调配、情报传递等具体工作。1820年毛维新作为"唐之首尾御使者"赴萨摩汇报时，曾连续21日每日提交工作日志，这种细致管理机制确保了两百年间朝贡体系的有效运转。 需要指出——1832年体制调整后——副使开始兼任三司官（相当于宰相），标志其行政权深入扩大。当代日本学者伊藤孝弘在其《近世琉球外交研究》中指出："这种‘礼仪—实务’二元结构，实为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维持生存智慧的体现。"
琉球朝贡使团中正副使的职责分工，不仅是行政安排，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反映了琉球王国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外交困境，也展现了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独特运作逻辑。这种兼顾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控制的制度设计，为理解近代东亚政治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