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固体废物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坚决遏制固体废物增长势头，并把源头减量摆在突出位置。
受访专家指出，我国固废产生具有“量大、类型多、分布不均、利用水平参差”的特征：一方面，部分城市和产业集聚区固废产生强度高、环境风险更集中；另一方面，回收利用体系对低值、混杂、分散来源固废的覆盖能力不足，导致“产生快、回收慢、处置贵”的矛盾在一些领域较为突出。
原因——产业结构与消费方式变化叠加，监管与市场机制仍需补齐短板。
刘振刚分析，固废增长背后既有工业生产规模和资源型产业集中的长期因素，也有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带来的包装废弃物快速扩张。
当前三类固废减量潜力尤为突出：其一，大宗低值工业固废如磷石膏、煤矸石、尾矿、赤泥、钢渣等，年产生量超过35亿吨、历史堆存量巨大，综合利用率仍有提升空间；其二，一次性包装废弃物增长快，2024年快递、外卖、商超一次性塑料等产生量已超5000万吨，但整体回收率偏低，胶带、填充物等更是回收难点；其三，建筑垃圾占城市固废比重较高，年产生量已超30亿吨，资源化利用水平仍不均衡。
与此同时，固废治理链条长、参与主体多，部分环节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责任边界不清，导致违法倾倒、非法转运等风险时有发生。
影响——不遏制增量，将制约高质量发展并抬升治理成本。
固废增长不仅占用土地、挤压环境容量，还可能带来渗滤液、扬尘、重金属等生态风险，影响群众生活环境与安全生产。
同时，若仍以末端处置为主，运输半径扩大、设施负荷波动将推高全社会治理成本；而资源化利用不足，也意味着再生资源供给潜力没有充分释放，不利于降低原材料消耗强度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对策——以“源头减量+责任落实+设施补网+市场驱动”构建闭环治理。
围绕“谁污染、谁治理”，刘振刚建议把原则转化为可追踪、可问责的制度安排：一是完善电子台账与信息化监管，将产废单位固废成分、数量、去向等纳入动态监管，提高跨区域转运的可追溯性；二是强化许可与计划管理，通过更严格的排污（固废）许可证要求，倒逼企业在工艺、原辅料和管理环节减废降污；三是探索与风险相匹配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保障机制，确保污染损害发生后具备修复资金来源；四是推进绿色供应链管理，把减废要求嵌入采购、生产、物流与包装设计，将污染成本与资源化绩效纳入企业综合评价，推动责任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在设施建设方面，受访专家用“总体满足、布局失衡、协同不足”概括现状：东部部分超大城市处置设施与产废规模不匹配，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存在设施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城乡统筹不足导致农村固废往往需要长距离转运处置。
对此，建议强化省级统筹和区域协同，推动设施共享与应急互济；补齐分类收集、转运中转、无害化处置等关键节点，提高标准化、规模化运营水平；同时强化环境与安全底线，严格全过程风险管控和第三方规范运营，防止“带病运行”。
前景——以制度牵引技术与市场，推动固废“减量化”走深、“资源化”提质、“无害化”兜底。
业内人士认为，抓住工业固废、一次性包装和建筑垃圾等“牛鼻子”，通过“源头减量—循环替代—责任延伸—全程监管”组合措施，有望在2030年前后推动固废增量得到更有效控制。
随着再生材料标准体系完善、再生产品应用场景拓展以及市场化回收网络提效，固废将更大程度转化为可利用资源要素；同时，基础设施更均衡、监管更精准，将为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提供支撑。
固体废物治理既是环境命题，更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从"末端清理"转向"全程治理"，从"政府主导"迈向"多元共治"，这场涉及生产方式、消费习惯和制度创新的系统工程，正在考验着中国绿色转型的战略定力与治理智慧。
正如受访专家所言，唯有将"谁污染谁治理"转化为每个市场主体的自觉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从"废弃物"到"城市矿产"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