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一些新兴经济体希望复制中国上世纪的发展路径。作为南亚重要经济体，印度近年被西方视为潜在的产业承接地。但深入观察会发现，这种判断可能偏乐观。历史经验显示，中国在冷战后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关键在于抓住了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窗口期。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培养产业工人、设立经济特区等多项改革，顺利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该路径既有鲜明的时代条件，也与当时的国情高度匹配。相比之下，印度面临多重结构性难题。其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在15%左右徘徊，电力供应稳定性、港口吞吐效率等基础设施指标，与中国当年发展阶段相比仍有差距。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度物流成本约占GDP的14%，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莫迪政府推出“印度制造”计划，但土地征收改革、劳动法修订等关键举措推进缓慢。更深层的差异在于治理模式。中国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为特点，并通过五年规划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印度则受联邦体制影响，各邦政策落地差异较大。2022年泰米尔纳德邦与卡纳塔克邦围绕半导体项目的争夺，凸显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布局的干扰。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带来约束。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美欧推动“友岸外包”，更强调政治与联盟属性。苹果虽将部分iPhone产线转移至印度，但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手机零部件本土化率仍不足20%，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的格局并未改变。专家指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不能照搬历史模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后发国家需要建立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的现代化体系，而非被动等待产业转移。”他建议，印度应在数字服务、医药研发等优势领域继续发力，同时补上职业教育、能源保障等基础短板。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发展并非站在“风口”就能起飞，更依赖长期积累、稳健治理和持续改革。外部格局变化既可能带来机会，也会形成压力测试。对任何希望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实现产业跨越的国家而言，决定成败的往往不是外部叙事的热度，而是内部能力的厚度与政策执行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