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近年，美国“美国优先”思路影响下，对部分多边承诺采取“选择性参与”甚至退出：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文化教育、人权等领域，对对应的机构和协议更强调现实利益；在安理会等多边平台难以形成一致时，更多转向单边制裁、临时联盟或直接施压。这些做法削弱了多边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也令联合国相关机构运转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承受压力。 原因： 其一，国内政治极化与民粹情绪上升，使对外政策更强调“看得见的回报”和短期收益，国际义务容易被视为负担。其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竞争加剧，“成本—收益”计算往往压过规则承诺，国际协议也更容易被纳入国内政治动员。其三，战略竞争思维强化，一些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以实力和交易塑造外部环境，减少通过制度协商凝聚共识的投入。其四，多边机制自身在改革推进、运行效率与代表性上确有争议，也被单边主义者用作退出或降级参与的理由。 影响： 对全球治理而言，国际合作的连续性与制度权威受损，气候治理、传染病防控、难民与人道援助等跨国议题更容易出现责任缺口，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不确定性上升。对联合国体系而言，会费与项目资金波动、政治化争论增多，影响机构稳定运行和长期规划。对中小国家而言，依靠规则与程序争取安全与发展空间的渠道被削弱，外部压力更可能以双边施压、经济胁迫等方式出现，政策回旋余地收窄。对盟友伙伴而言，传统同盟的可信度与可预测性受到检验，安全与经贸合作更趋交易化，促使其防务、能源、供应链等领域推动“去风险”和多元化布局。对国际秩序而言，若主要大国普遍强化单边选择，可能加剧规则竞争与阵营分化，抬高误判与冲突风险。 对策：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仍是各方最大共识。一是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发展与人道事务中的协调作用，尽量稳定履约资金与项目合作，提高机构抗冲击能力。二是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提升代表性与效率，以更包容的议程回应发展中国家关切，减少“制度短板”被利用。三是坚持国际法与基本准则，反对以国内法凌驾国际法、以单边制裁替代多边授权，推动争端通过对话协商和法治渠道解决。四是加强政策沟通与机制衔接，在气候、卫生、减贫等领域以务实合作形成稳定预期，并以区域与全球平台互补，降低外部政策摇摆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前景：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对多边机制的态度受政府更迭影响明显，但“选择性多边主义”可能在相当时期内持续：一上，美国仍需要借助国际机制维持部分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国内政治与战略竞争压力使其更倾向以利益衡量参与深度。未来一段时间，多边体系可能在“维护既有规则”和“推动规则调整”的拉扯中前行。国际社会能否通过改革与合作提升制度吸引力与执行力，将直接影响全球治理走向和国际秩序稳定。
国际秩序正处于关键转型期，各国需要共同应对挑战。历史经验表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难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合作完善规则与机制，才更有可能为共同发展提供更稳定的环境，并推动形成更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