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行政争议化解面临“末端压力”与“源头短板”并存 行政诉讼一头关系群众切身权益，一头检验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能力；在一些基层地区，行政执法标准不统一、程序意识不强、释法说理不充分等问题交织，容易把小纠纷推向诉讼对抗，既抬高群众维权成本，也占用行政与司法资源。肇庆法院在办案中发现，部分争议并非“无法调和”，而是前端沟通渠道不足、缺少可操作的统一裁判和执法指引，导致矛盾往往在进入诉讼后集中爆发。 原因：争议生成往往源于“信息不对称”和“规则不落地” 从纠纷成因看，一些当事人对行政程序和救济路径不熟悉，情绪对立时更容易选择诉讼；个别执法环节则存在证据固定不充分、程序瑕疵、告知不规范等问题，影响行政行为的稳定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法治理念向基层末梢的传导仍需加强，执法与司法之间缺少更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同时，新类型案件增多，涉及工伤认定、生态环境处罚、规划许可等专业领域，如缺乏及时的案例指引与风险提示，容易出现同类事项不同处理，进而放大社会疑虑。 影响：收案与败诉“双降”折射出治理方式由“对抗”转向“协同” 数据显示，近一年肇庆法院审结各类行政案件1736件，收案同比下降18.02%；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步下降约16%。这条“双降”曲线传递出两点信息：一是更多纠纷在诉前得到吸纳化解，诉讼不再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唯一出口；二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在应诉与反馈中得到修正提升。以个案为例，针对“假期返程途中发生事故能否认定工伤”等争议，法官通过组织座谈、检索类案规则、释明司法解释适用条件，推动行政认定更准确、更可预期，使矛盾在基层环节得到校正，避免反复争议。 对策：以“四维联动”把解纷关口前移，把治理闭环做实 一是设立行政法官工作室，打造纠纷化解“前哨站”。鼎湖区推动建立固定工作室，形成“法官常驻、执法人员轮值”的工作机制，把沟通从“庭审对垒”前移到“执法前后”。工作室不仅受理咨询、组织调解，也把法律依据、执法难点、社会关切放到同一场域研判，促进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对照规则、完善程序，减少程序和证据“带病上路”。 二是深化法检协作，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当地法院与检察机关联合设立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室、诉源治理工作室，发挥监督与审判的互补优势。数据显示，2022年双方通过联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11宗。实践中，工作室通过调查走访、释法明理和利益协调，引导当事人从“争输赢”转向“解问题”。如因小区电梯许可引发的采光争议，办案人员逐户核实情况、组织协商，半个月内促成和解，当事人当场撤回对行政机关的起诉，避免邻里矛盾升级。 三是织密“1+1+7”诉前调解网络，提升跨域联动能力。肇庆探索由中级法院诉前调解中心联动鼎湖及7家基层法院工作站的多元解纷机制，推动“调解—复议—诉讼”等环节有效衔接。针对涉未成年人行政争议，法官同步走访家庭，引入赔偿与道歉方案，促成当事人撤诉，突出对社会关系修复的导向。统计显示，2022年该机制促成2件行政纠纷以调解方式结案，虽数量不多，但为跨区域、跨层级协同解纷提供了可复制的做法。 四是推出“行政案件大讲堂”，以案促治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当地法院联合司法行政部门，以“一案例一庭审一研讨一提升”为路径，把庭审旁听、要点复盘、风险提示纳入常态化培训，累计开展8场。通过对程序瑕疵、证据链条、举证责任等问题现场拆解，推动行政机关把“怕应诉”转变为“会应诉、能整改”。对应的区域行政案件和行政复议收案下降，说明“听讲—对照—整改”的闭环正在形成。 前景：从“个案化解”走向“规则供给”，以更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活动加速，行政管理事项更趋复杂，行政争议治理需要从事后纠偏更延伸到事前预防。下一步，肇庆法院相关做法如能持续制度化、数字化，在类案指引、执法风险清单、诉前评估机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等继续完善，有望把“纠纷双降”的阶段性成效沉淀为长期治理能力。通过稳定预期、提升行政行为公信力，也将为营商环境优化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扎实的法治支撑。
行政争议的化解不仅关系个案结果，也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肇庆法院的探索表明，纠纷能在源头消化、在前端分流，行政审判就不只是“打官司”，更能成为推动治理方式改进的重要力量。这些做法把司法监督与行政改进衔接起来，既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也促进依法行政能力提升。随着机制持续完善并逐步推广，有望形成更多可复制的“肇庆经验”，为法治建设提供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