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银行年报揭示薪酬新图景:股份行仍居高位,息差承压下分化加速

一、问题:薪酬“冷热不均”凸显,结构性调整成为主线 2025年上市银行年报披露信息显示,银行从业者薪酬呈现更明显的分化:不同类型银行之间梯度清晰,银行内部岗位、条线与分支机构之间差距也扩大。总体看,股份制银行依然处于行业“高薪区”,部分机构的人均薪酬已显著高于同业平均水平;国有大行薪酬水平更趋稳健,整体差距相对收敛但仍形成分层;城商行、农商行则更受区域经济景气度、资产结构与经营效率影响,表现波动更大。 从公开披露数据看,中信银行以61.43万元的人均年薪位居前列,成为少数迈过60万元关口的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紧随其后,人均薪酬分别为57.53万元、56.52万元,三家构成第一梯队。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处于45万至52万元区间。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的人均薪酬相对较低,其中光大银行为41.67万元,与第一梯队差距拉大。 国有大行上呈现“一家领跑、多家接近”的格局。交通银行人均薪酬47.99万元,水平相对靠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集中约36万至38万元区间;邮储银行为33.55万元。整体看,国有大行薪酬水平仍处行业较高区间,但波动相对较小。 区域性银行上,差异更为明显。无锡银行2025年员工人均薪酬45.53万元——处于A股上市银行中上游——但其人均薪酬已连续三年回落;渝农商行人均薪酬39.86万元,员工成本同比小幅上行。部分农商行因盈利承压、成本约束等因素,面临更直接的薪酬调适压力。 二、原因:息差下行叠加竞争加剧,薪酬向“效率与风险”再定价 业内人士认为,薪酬分化的背后,是银行业盈利模式承压与经营策略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近年来净息差收窄趋势延续,传统依赖利差的盈利空间被压缩,银行需要以更精细化的成本管理与更强的中收能力对冲压力。另一方面,零售转型、财富管理、投研投顾、科技运营等能力建设加速,对高技能人才与关键岗位的投入增加,推升了部分银行的薪酬中枢。 同时,合规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银行更加注重将薪酬与风险结果、长期绩效绑定。这个背景下,“基本工资占比下降、绩效占比上升”的趋势更为清晰,且条线之间、区域之间的薪酬差异随业务贡献度和风险成本变化而拉大。业内研究指出,不少银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强化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安排,使得部分人员当期收入出现阶段性回落,但与长期激励和稳健经营要求更相匹配。 三、影响:高管薪酬总体回落,员工与管理层激励机制同步重构 与员工薪酬分化并行的是,高管薪酬整体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025年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总额约2.96亿元,较上年3.76亿元下降逾两成。多家银行高管薪酬总额同比降幅较大,其中郑州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降幅超过40%;部分头部银行管理层薪酬总额仍居前,但亦出现一定回调。 需要指出的是,高管薪酬并非全面下行,个别机构出现明显增长。以无锡银行为例,其董事长陶畅2025年税前薪酬159.02万元,同比增加68.02万元;副行长史炜薪酬增幅亦较为突出。业内分析认为,部分高管薪酬“同比大增”与任职时间口径有关:上一年度任职不满全年,导致基数偏低;在任职满一年的情况下,薪酬恢复到完整年度水平,增幅看似放大。该现象提示市场在解读薪酬数据时需结合任期、绩效考核周期与递延支付安排综合判断。 四、对策:以转型导向优化薪酬分配,兼顾稳健、激励与公平 在经营环境变化与监管导向下,银行薪酬管理正在向“以价值创造为核心、以风险约束为底线、以长期激励为导向”调整。业内建议,银行在优化薪酬体系时,应更加突出三上: 其一,完善以客户贡献、风险调整后收益、资本占用为核心的绩效评价,减少“规模冲动”,避免短期冲刺带来的后续风险暴露。 其二,持续提高对科技、投研、风控、合规等关键岗位的精准激励,形成与转型相适配的人才供给,同时通过技能培训与岗位再配置,降低结构性冗余。 其三,强化薪酬信息披露的可比性与透明度,明确递延、追索与扣回机制的适用范围和触发条件,提升激励约束的一致性,稳定团队预期。 从人员规模变化看,“增员与减员”并存,折射不同银行的转型路径选择。2025年,六大行中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员工总数实现正增长,交通银行增员更为明显,显示其对零售转型、财富管理等领域人才的持续投入;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则通过优化基层操作性岗位、推进数字化替代,推动“减员增效”,以提升人均产出与经营效率。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的增员趋势较为明显,反映其对零售与财富管理的长期布局;也有机构通过控制人力成本以应对业绩压力,体现经营策略的差异化。 五、前景:薪酬将更“市场化、差异化、长期化”,人才竞争转向能力与产出 展望未来,银行业薪酬水平的“整体高位”与“内部拉开”可能同时延续。一方面,银行作为资本密集与人才密集行业,关键岗位对专业能力要求提升,市场化定价机制仍将支撑核心岗位薪酬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息差压力、资本约束和合规要求强化的背景下,银行会更强调成本效率与风险回报匹配,薪酬增长将更趋理性,波动更多由业务结构、区域经营与转型成效决定。 可以预见,银行的人才竞争重点将从“拼规模、拼网点”转向“拼产品、拼投研、拼科技、拼服务”。与之对应,薪酬体系也将继续向绩效倾斜,递延支付与长期考核的权重上升,短期奖金的边际作用可能下降。对从业者来说,收入差异将更直接地与能力结构、业务贡献和风险表现挂钩。

银行业薪酬变化既反映行业竞争与成本压力,也折射经济结构调整的微观变化。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在效率与公平、短期激励与长期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课题。这不仅考验机构的战略定力,也将影响金融人才的流动与配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