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环节，但长期以来效率偏低；传统整理主要依靠人工校勘，从版本选定、文字提取到标点注释，每一步都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峥指出，20世纪80年代引入计算机录入后，效率虽有所提升，但人工输入带来的错漏会抬高后期校勘成本，整体流程仍然缓慢。受制于此，许多学者即使投入毕生精力，也难以完成大规模古籍的系统整理。近年来，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的应用为古籍整理带来关键变化。该技术可自动识别文字，并支持自动标点与分段，准确率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多版本校勘中优势突出：它能自动对齐历代版本、识别并过滤形近字等常见误差，生成结构化校勘记录，让学者将精力更多放在关键异文判断与版本源流梳理上，从而显著节省时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卢伟表示，AI在处理海量文献时有效弥补了纯人力的局限，为古籍整理打开了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由北京大学、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等机构联合推进的“我用AI校古籍”项目，提供了直观验证。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在“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支持下，吸引全国1450余所高校的2万名大学生及1.7万名社会公众志愿者参与，累计完成15亿字的粗校工作，覆盖约2万部古籍。此成果显示，AI不仅提升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古籍整理的参与门槛。 参与者来自不同职业背景，他们的经历说明了技术赋能的外延与价值。首都师范大学敦煌学博士生方晓辰提到，在处理《康熙字典》复杂字形时，平台的图像识别能较精准捕捉笔画细节，结合在线字典数据库，生僻字的录入与校对可在数秒内完成，让原本繁琐的整理流程更顺畅。机场工作人员张晓波虽与古籍工作无直接关联，但因对历史的兴趣参与《永乐大典》精校整理，并在与专业师生协作中持续拓展知识视野。这些案例表明，AI平台正推动古籍整理从少数研究者主导的专业工作，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多位参与者表示，整理过程让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具体，也更能体会文化传承的责任。当整理成果陆续上线并被引用讨论时，参与者获得了“让沉睡的文字活起来”的真实体验。这种参与感与获得感，有助于带动更多群体关注传统文化，形成更持续的传承动力。 展望未来，随着AI能力完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古籍整理有望更提速。更多典籍将以数字化、标准化方式被整理与呈现，便于当代读者尤其是年轻群体接触和理解。同时，人机协同的实践也为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
当科技赋能与文化传承相遇，古籍不再只是尘封文献，而成为连接古今的“活态基因”。这场由学界、技术界与公众共同参与的新时代“修书运动”，既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新工具加持下的延展能力，也提示文明传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如何更释放技术潜力，让更多典籍走出高阁、进入当代生活，仍值得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