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红色资源点多面广，保护利用仍面临“如何守得住、用得好”的现实课题。贵州红色资源丰富，革命遗址遗迹分布广、类型多、承载的历史信息量大。随着红色旅游升温和研学需求增长，一些遗址面临自然侵蚀与人为扰动并存的压力；同时，部分地区存在保护标准不一、责任边界不清、展示阐释能力不足等情况，影响红色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如何在严格保护前提下实现活化利用，成为推动红色文化高质量传承的关键命题。 原因——从“碎片化管理”走向“制度化治理”的迫切需求日益凸显。红色资源往往跨地域分布，涉及文物、住建、自然资源、文旅等多部门管理事项，若缺少统一制度设计与长周期规划，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保护缺位或利用过度等问题。，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可看”，更在于“可读”“可感”“可传”，这对保护技术、展陈表达、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以法治手段明晰保护责任、划定行为边界、建立协同机制，是破解上述矛盾的重要路径。 影响——法治护航带动保护提质与利用增效，红色地标加速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与发展动能。铜仁市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的变化具有代表性。当地依托困牛山战斗遗址，完善纪念碑广场、红军历史步道、游客接待中心等设施，新建展陈中心综合运用图文、视频、实物及沉浸式技术手段，提升叙事能力与参观体验。游客的持续到访，既扩大了红色文化传播覆盖面，也带动了乡村公共服务完善与文旅业态培育。实践表明，红色文化遗产在科学保护、规范利用下，能够形成兼具教育意义与社会效益的综合价值，成为凝聚精神力量、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 对策——以省级法规为统领、以专项规划为牵引、以地方立法为补充，构建可执行、可监督的保护利用体系。贵州近年来持续完善制度供给，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推动形成省级法规引领、多地市配套支撑、专项规划细化的制度化格局。在此基础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5年7月印发《贵州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规划（2025—2035年）》，对全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明确时间表与路线图。规划覆盖《贵州省革命文物名录》收录的1207处革命文物，涉及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强调分类施策、系统保护与整体展示，着力推动点线面结合、连片协同的保护利用模式。 在省级框架下，各地结合资源禀赋与保护需求强化地方制度建设。遵义、铜仁等地相继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推动保护对象界定更清晰、责任体系更明确、管理方式更精细。以遵义为例，《遵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条例》于2026年1月15日施行，围绕概念界定、保护责任人制度、差异化保护管理等作出安排，并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重点资源的保护利用提出更具操作性的规定，更夯实遗存保护的制度基础。 同时，贵州通过出台《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以及涉及的实施方案、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持续提升红色纪念场馆展示展陈水平，推动史料征集、学术研究、阐释传播与公共服务协同发力，力求实现“保护有章法、利用有边界、传承有抓手”。在治理层面，制度体系的完善有助于压实属地责任、明确部门职责、强化社会参与与监督机制，减少“重建设轻保护”“重开发轻阐释”等倾向。 前景——从“单点提升”迈向“全域协同”，红色文化遗产将更深融入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治理。按照规划目标，到2030年，贵州将基本健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体系，建成遵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及一批省级示范区，形成整体连片保护利用格局；到2035年，相关工作将达到新的水平，进一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面向未来，贵州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点将更多转向高质量供给：一是加强科学保护与风险预警，提升专业化、精细化管理能力；二是强化阐释体系建设，把史实研究、课程开发、研学实践与公共传播打通；三是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升级，避免同质化开发，以文化内涵带动产品创新；四是以法治为底线，统筹保护与发展、当下与长远，使红色资源在新时代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
红色文化遗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贵州通过法治化路径构建保护体系，既守护了历史根脉，也为老区发展带来了文化动力。该实践表明，只有将保护责任制度化、管理精细化、利用科学化，才能让红色基因永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