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苏洵写的《六国论》，把六国之所以覆灭的根子，说成是把土地拿去贿赂秦国，这就像抱着柴火去救火，柴火没烧完，火肯定灭不了。诸侯的地盘就这么大点，秦国的胃口却大得吓人。谁给得多，秦军铁骑就踏得越狠。土地割出去一寸，国力就亏一分；今天送五个城，明天送十个镇，换来的只是一夜好觉，等天亮看，人家大军都已经压到边境上了。前人早就看透这一点了：用土地去讨好秦国，就像抱柴火灭火，柴烧不完，火灭不了。要是六国把送给秦国的金银赏赐给国内的谋士能人，把礼遇西抗秦的将士的心思用在对付秦国上，诸侯要是团结一心，恐怕秦国连饭都吃不安稳。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血淋淋的教训——割地自救，其实就是自寻死路。苏洵还有一篇《辩奸论》，说得很明白：有人整天念叨着孔老的学问，又要学伯夷、叔齐的样子，还拉一帮不得志的人互相吹捧。这帮人披头散发、破衣烂衫地高谈《诗经》《尚书》，看着好像挺有慈悲心，其实心里坏着呢。只要这人看着不像正常人，十有八九是大坏蛋。他们就用一时的名声当幌子，偷偷培养那些还没成型的祸害。哪怕是再英明的皇帝、再敬重人才的宰相，也难免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蒙住眼睛；一旦这帮人得势了，天下的老百姓又得遭殃。苏洵这两篇文章真挺灵验的。在宋神宗那会儿，他先骂了六国割地求安的事，又精准地把“用名声掩盖罪恶”的家伙给点出来了。他还直接说王安石就是“嘴里念着圣贤书、心里却盘算着别的事”的典型。他警告宋神宗：“这人要是掌权了，肯定会给天下带来祸患。”历史果然没让他失望——宋神宗一上台第二年，王安石从江宁知府被调了上来；第三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后来还搞了个熙宁变法。苏洵生前早就料到神宗是个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觉得除了贤能之人之外肯定还会有奸雄趁机钻空子进来。他儿子苏轼虽然对王安石有些意见，但对司马光也不怎么感冒；父子俩眼光都挺毒的，但最后还是被后人一起贴上了“奸党”的标签。说到奸臣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蔡京排在“十大奸臣”里头没啥争议；但王安石一直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不想把他归到“奸臣”里头去。朱熹读了陈瓘、陈师锡留下来的文字之后大骂王安石“把学术教错了人，害得国家败亡、老百姓遭殃”。从熙宁到宣和这六十多年里凡是有点见识的人心里都凉透了；当时管得太严了谁也不敢公开说他坏话。结果大量的变法资料都被销毁了——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就是时代主动把真的坏事儿给“埋”起来了。今天要是要给北宋的灭亡找个背锅的人，王安石还是很难甩掉这个罪名——“乱党”的名声虽然没“奸臣”刺眼，但还是牢牢地扣在他的头上。苏洵和马基雅维利要是在一块聊估计会很有共鸣：那就是绝对不能用土地和金钱去换和平。哪怕现在打不过人家也得放手一搏——打输了虽然会失地但也能让敌人受点伤；送地就一次把百年基业都送出去了。敌人必须付出代价他的气焰才会收敛；打仗反而留有余地危机或许能转变成转机。韩琦当年罗列了王安石七条跟敌人不友好的罪状作为罪状；后人再看这些罪状就像照镜子一样：照出了真正的卖国贼也让后人放下书流眼泪。苏洵这两篇文章传了两千多年还挺有道理的：《六国论》告诉咱们——用土地来制止祸患祸患是根本止不住的；《辩奸论》警告咱们——用名誉来养坏人坏人最终会反过来咬主人一口。苏洵把两段历史写成了判词：割地的人自己找死谈道的人会把国家搞乱。两千多年后咱们再遇到“割地求和”和“舆论造势”的诱惑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这两篇短文：柴火烧不完火就灭不掉名声管不住祸事也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