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张居正变法啊，其实看着不像能给大明朝真正带来多大变化，顶多算是把一潭死水的表层给推了推。商鞅变法一开始干啥来着？就是找了块空地竖起根木桩，清清楚楚地跟大伙儿说定了规矩，这也就是后来大伙说的徙木立信。干完这个他马上就开始实施《垦草令》，立起法律、搞起机制，使劲往前推进。王安石的变法也是这么干的，先去说服皇帝，然后把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种专门的机构给设立起来，让改革有了专门的执行者。 可张居正不一样。从道理上说，他根本就没拿到真正说了算的大权。他没法像商鞅那样直接下命令影响全国的政务，甚至连别的部门都无权插手。到了最后，他就只能靠那套考成法来约束人，靠盯着官员考核这一招来吓唬他们干活。不管是土地清丈还是边防整顿，他都得拿软办法去催着官员落实。不过这种手段确实没法解决深层的制度毛病。 商鞅能直接下法令推进改革，因为他是行政长官，权力大得很；王安石通过设专门机构推行政策，哪怕碰到党争也能硬着头皮去干。可张居正遇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大明朝的老规矩太乱了，内部互相扯皮消耗太多力量，导致权力根本没法有效运作。这样一来整个体制就变成了一潭死水。 张居正当初这改革就是有限的。他没法做到像商鞅或王安石那样大刀阔斧地改。明朝的制度和权力设计本来就不给他留出那种空间。虽然张居正也想过用整风和考核的方式去推动变化，但说到底他也就是在那套严密的规矩框框里做些微调罢了。这次改革注定改变不了大明帝国的老底子问题，最终还是陷入了那种死水一般的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