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21岁的艺术系学生吴丽娜通过朋友介绍来到爱泼斯坦位于纽约的豪宅。当时她刚经历感情挫折，家庭不支持其艺术追求，经济拮据。朋友口中那位拥有私人飞机和私人岛屿的艺术收藏家对她充满吸引力。她带着作品集前往，期待能找到像洛克菲勒或盖蒂那样的赞助人。 初次会面后，吴丽娜被带入一间红色房间，发生了涉及多人的性行为。年轻的她并未深究其含义，只是将其视为这位富有男性的古怪行为。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爱泼斯坦随后主动联系吴丽娜，邀请她再次会面。第二次造访时，他表现出精心设计的控制策略。他在红房间内与另一名女孩等候，让那名女孩为其按摩，同时与吴丽娜讨论演艺事业前景。他声称常资助有才华的年轻人深造，主动提出为吴丽娜提供"奖学金"，资助其在本市视觉艺术学院攻读学士学位，课程已预先选定。这种看似慷慨的资助——包括学费和公寓——实际上成为了建立依赖关系、维持控制的手段。 这段关系持续了近两年。期间爱泼斯坦继续对吴丽娜进行性虐待，还强迫她带其他女孩前往其住所。吴丽娜曾三次照做，其中两次导致了性接触。这种强迫他人参与虐待的行为反映出施害者权力欲望的极端扭曲，以及对受害者心理的深层操纵。受害者因经济依赖和心理控制而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直到2019年爱泼斯坦去世后，吴丽娜才逐渐意识到自己遭受的是系统性性虐待。此认知的延迟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受害者在被长期控制的状态下，往往难以准确识别自己的遭遇。她对曾经带其他人前往爱泼斯坦住所感到深深的后悔，这种自责心理也是权力滥用造成的心理创伤的表现。 该案件的新证言具有多重启示。首先，它揭示了性虐待者如何利用经济优势、社会地位和心理操纵来实施控制。其次，它表明受害者往往来自相对脆弱的群体——年轻、经济困难、缺乏家庭支持。第三，它反映出司法系统在追究此类案件时面临的挑战，包括证人证言的收集、心理创伤的评估等问题。
吴丽娜的讲述再次提醒人们，性侵往往隐藏在"帮助""提携""资助"的外衣之下，其本质是对他人自主权与人格尊严的剥夺。面对以权势和资源制造的不对等关系，社会需要更清晰的规则、更可靠的救济和更有温度的支持，让沉默不再成为受害者唯一的选择，让所谓"机会"不再以伤害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