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事史研究中，1928年的凤翔战俘处置事件一直颇具争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上军总指挥的宋哲元在攻克军阀党玉琨盘踞的凤翔城后，决定将数千名投降官兵集体处决。这种非常规做法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讨论。陕西省档案馆藏《西北军志》记载——党玉琨部长期占据凤翔——其武装既有军阀性质，又带有土匪行径，对周边十余县实施了长达七年的劫掠式控制。地方史研究者指出，这种“兵匪不分”的状态，使当时社会形成了强烈的“除匪务尽”心理。西北军参谋长张维玺曾建议按国际惯例收押战俘，但宋哲元以“除恶务尽，以绝后患”为由，坚持采取极刑。
宋哲元凤翔城事件折射出民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与困境。它提醒人们，维护秩序与尊重人道始终是治理中绕不开的课题。一些决策或许能在短期内见效，但从长远看，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秩序才更可持续。此事件的意义不在于替任何一方辩护，而在于促使我们继续追问：社会应如何在安全与权利之间取得平衡——这一问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